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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就是把适用于市场选择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非市场选择；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则着眼于人类选择的制度基础，包括市场选择和非市场选择。这两个传统有一定的区别，但其价值、方法和所探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传统。研究公共选择的学者往往很关心制度问题，而进行制度分析的学者也往往以公共选择的研究为基础。在一些学者看来，公共选择只是比较早期的称谓，制度分析是比较晚近的称谓。因此人们往往把这两个传统放在一起，并且往往给他们贴一个标签，这就是新政治经济学。与老政治经济学相比，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特色。
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传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70年代时，这一传统的学者已经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数学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成果，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这一传统的许多重要学者都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PCIA研究的成果获得了各方面的承认，虽然还不能说在各个学科成为主流，但至少已经是一种重要的传统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外的研究成果逐步翻译、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基于这一传统开始了本土化的研究。
本文的任务是，大体概述美国PCIA传统的基本流派、代表人物以及主要特色，尤其是已经有哪些著作译成了中文，哪些重要流派和著作受到了忽视；然后简要概括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状况，尤其是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研究的努力。由于这一传统文献浩繁，跨越诸多学科，在中文世界虽然文献相对较少，但跨学科的障碍也非常明显，因此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笔者自己正在努力的IAPP研究上，本文将花费大部分的篇幅来介绍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分析框架、学术传统、研究实施以及所面临的基本的挑战。[1]
一、西著东译与相关研究
在美国，一提到公共选择研究，人们就会想到三个流派，这就是布坎南和图洛克为核心的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社会选择学派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派，也有学者把印第安纳大学的多中心学派(polycentric circles)看作是公共选择的三个学派之一，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不在其内，因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者的特色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政府失败等问题，他们的分析始终以最大化、均衡和偏好稳定为基础，可以说是市场至上论者，这与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传统有一定的差异。
弗吉尼亚学派主要研究宪法经济学、公共财政和寻租等问题，有许多著作译成了中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同意的计算》(布坎南、图洛克，2000)、《民主财政论》(布坎南，1993)、《自由、市场和国家》(1988)和《赤字中的民主》(1988)等。但许多重要著作都未有中文本，比如布坎南的《自由的限度》(Buchanan, 1975)、《宪法经济学》（Buchanan, 1991）、《探索寻租社会的理论》(Buchanan, etc., 1980)，图洛克的《官僚制政治》(Tullock, 1965)、《私人的欲望、公共的手段：政府适当范围的经济分析》等[2]。
社会选择主要研究投票与选举问题。重要著作只有两本有中文本，这就是1972年因一般均衡理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思·阿罗教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阿罗，1987）和《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阿罗，2000)。但罗切斯特大学社会选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尚无中文本。罗切斯特学派一般都是政治学家，他们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坚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学，运用数学研究投票、互投赞成票、利益集团和官僚等。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是他们的方法论特色。
芝加哥学派又被称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贝克尔、S. Peltzman、波斯纳(R. Posner)、W. Landes、Robert Barro和斯蒂格勒。乔治·斯蒂格勒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影响该学派的经济学家有F. Knight、J. Viner、H.C. 西蒙和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芝加哥学派中不仅有经济学家，而且还拥有许多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比较晚，在70年代初才开始。斯蒂格勒、兰德斯和波斯纳都是比较早的努力者。他们怀疑经济学家影响现实的能力，他们怀疑经济学家能够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不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他们认为，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是财富最大化者。个人函数是不能为其他人所了解的。政府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政治市场是满足利益集团再分配偏好的机制。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市场至上论者。由于芝加哥学派有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的许多著作都译成了中文，据笔者所知，主要有如下著作：《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斯蒂格勒，1989)、《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贝尔，1993)、《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1999)、《自由选择》（弗里德曼夫妇，1998）、《价格理论》(斯蒂格勒，1992)、《家庭论》(贝克尔，1998)等。
多中心学派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奥斯特洛姆夫妇创立的。目前，该学派以该大学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为基础，联络世界上数千名学者。他们所关心的实践问题是警察服务、基础设施、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所关心的价值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多中心制度框架条件下，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而其缺陷也将得到适当的克服，公共问题将得以适当的解决。他们的研究既涉及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还涉及公共服务自主治理的制度。他们的研究框架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目前已经有8本著作译成中文，其他重要著作正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并得以出版的著作有《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多中心治道与发展》（麦金尼斯编，2000）、《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麦金尼斯编，2000）、《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服务的制度结构》（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洛姆，2000）、《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等编，1992）。这一学派的学科背景是政治学领域的，虽然其基本出发点是跨学科研究，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其影响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也是惊人的，如埃莉诺·奥斯特洛姆因为对公共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了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并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如果她得奖，将是第一位政治学家、行政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能是第一位女性获该奖。
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比较庞杂，人们往往以学者为中心来概括这一传统。科斯、诺斯、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都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上述公共选择传统中的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勒、弗里德曼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传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与公共选择的传统相比而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比较多。科斯和诺斯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本，如《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斯，1994)、《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诺斯，1992)、《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斯、托马斯，1999)、《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科斯等，1994)、《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科斯，1994)等。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和德姆塞兹的一些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威廉姆森，1999）、《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德姆塞茨，1992)、《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德姆塞茨，1999)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许多综述性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如柯武刚等(2000)、埃格特森(1996)等。此外，还有学者把奥地利学派也当作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柯武刚、史漫飞，2000：40－43)。这一学派中哈耶克的著作已经大都译成了中文，并且在中文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哈耶克，1987；1997.1；1997.2；2000.1; 2000.2)。
根据现有的翻译出版情况，我们可以说，PCIA领域的西著东译工作有如下特色：
所选择的著作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布坎南、阿罗、斯蒂格勒、贝克尔、弗里德曼、科斯、诺斯等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就很可能忽略一些未得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
这些著作虽然译成了中文，但是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地位、与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的梳理，不同著作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很少被系统地得以理解。人们还是把它们当作一本一本的书，而不是当作某个学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去理解的。
除了个别的例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并得以出版的。这说明，这些著作虽然在中国已经得到了传播，但是如果要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PCIA研究的翻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其政治学部分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如布坎南有许多财政学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但其宪政理论、寻租理论的著作几乎很少受到关注，《同意的计算》到了2000年才有中文版。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家庭的经济分析受到了关注，但其利益集团竞争理论却没有受到重视。
在公共选择领域，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两大学派，多中心学派直到2000年才有重要译著译成中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社会选择学派长期来几乎没有人问津，也很少有人介绍，威廉·赖克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其结果就是，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做相关研究时，其引用的文献、运用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但政治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有本质的差异，西方政治学者引入经济分析，也并非只是简单地移植，在这些方面西方的许多学者作出了长期的努力，并且很有成果(参见Alt, etc, 1999:)。了解政治学领域的PCIA传统，翻译和介绍其重要成果，成了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自90年代开始，PCIA可以说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与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从学者个人来看，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张宇燕、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学术著作来看，《分工与交易》(盛洪，1992)、《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张曙光编，1996）、《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张曙光，1999）、《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1994）、《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2000）和《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维迎，1995）等都是其中典型。其他各类著作还有一些，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研究有如下特色：
许多学者都有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国外取得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尤其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本土化的理论资源，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变迁问题。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与公共选择虽然也有一些关系，但与公共选择的关系还是比较远。公共选择就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研究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官僚制度等(Mueller，英文版，1989；缪勒，1999)。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学者本土化的公共选择研究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初步的。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翻译的状况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的学者和作品比较多，与此相适应，新制度经济学翻译出版的著作也比较多。
目前的研究之所以呈现这一状态，可能有很多原因，这里试举一二：
西方公共选择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基本的制度探讨，但是无论是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往往与西方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其核心主题往往是西方政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问题，比如公共选择研究中，直接民主下的公共选择、代议制民主下的公共选择，多党和两党竞争模型、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政治竞争、利益集团理论和选民投票理论等，其话题基本上是西方性质的（有关公共选择的基本选题，参见缪勒，1999）。与此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假设制度不是给定的，它探讨制度对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的影响，并且其理论框架比较一般，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其学术传统是跨多学科性质的，不像公共选择研究那样，把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问题研究，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而是与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性、组织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本身的学术传统和问题都有很大的关系(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选题，参见柯武刚、史漫飞，2000)。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研究的空间和正在发生的变革的空间也有很大的关系。在目前，经济改革的空间最大，发生的变化也最多，但政治改革的空间较小，发生的变化较小；相应地，经济研究的空间也较大，研究成果易于引起实际的反响，反过来刺激此类研究；而政治研究的空间较小，研究成果不易引起实际的积极反响，反过来影响此类研究。
与学科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经济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机构空间；向国外输出了大量的留学生，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留学生回国研究，这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发展缓慢，向国外输出留学生较少，许多留学生到了国外就改行学计算机，回国研究也比较少，而属于PCIA传统的就更少。这也妨碍了政治学领域PCIA传统的传播、教学和相关研究的发展。
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发展，需要我们政治学者开展系统的研究。IAPP研究，就是一群有政治学背景的人所作出的努力之一。
IAPP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用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评价公共政策实践，用PCIA的逻辑与方法分析公共政策以及以此为基础探索治道变革问题。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是综合性的。它涉及经济、政治、道德、审美和文化的分析，涉及人性冲动分析、人际利益关系分析、市场分析、组织分析、政府分析、制度（法律）分析，以及全球分析等。详细见表格1。
在该表格中，横向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它表示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领域。其中的经济领域意味着人的最大化冲动在于财富的冲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构成了市场经济，企业等经济组织则是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产物，而政府则利用其强制性和普遍性的优势能够弥补市场经济的部分不足，制度则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可以节约经济交易的成本。市场经济一旦跨出国界，就成了国际贸易。在殖民时代，国际贸易依靠炮舰政策支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之路。昔日，殖民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经过血腥的战争，才能打开一两个开放口岸；今天，许多昔日的殖民地国家凭借自己的种种优势如廉价劳动力，把大量的货物销向发达国家的市场。显然，在这一领域中，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非常关键，必不可少。
在政治领域，人的最大化的冲动是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损人利己的关系，其市场状态就是霍布斯所描绘的战争状态。在其中，政治军事组织是因节约战争交易成本而产生的，政府则是经过长期的军事较量最后有一方取得彻底的胜利之后产生的政治统治组织。由于人的权力冲动是永恒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比对财富的冲动还要大，因此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政治的历史，整个古代史都是政治的历史。经济史只是近二百多年的近现代史，在这二百多年里，政治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战争，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并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政治斗争，依然是影响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政治领域的特性表明，政治必须要有一个主权，来垄断暴力，从而取消每一个人依靠暴力配置资源的权利。这表明，政治权力总是一种专制的权力。那么，如何使专制的权力变为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呢？通过宪法、法律，来制约、驯化政治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使专制的政治权力考虑选民的利益，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明。当然，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软弱的国际政治组织如联合国，以及完全依靠各国政治实力自觉履行的国际法之外，基本上还是无政府的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非常容易陷入战争状态。国际间的战争，依然是现代人类市场文明的威胁。
四、IAPP研究的传统与努力的方向
IAPP研究的出发点不是进行理论创新，而是着眼于现实的问题，试图运用人类现有的知识去理解它，并提供可能的政策选择方案，以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解决问题必须有适当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解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过程中，IAPP研究也将逐渐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但这些创新将力图以现有的理论传统为基础，力图使IAPP的传统与各种各样的理论传统联系起来，不是力求不同，而是力求在不同的努力之间找到连接点。
IAPP对人类现有的知识持开放的态度，对人类现有的解决问题的努力持开放的态度，以建设性的而不是苛求批评的态度，对待一切知识的努力。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但IAPP会特别倚重一些理论传统，比如古典自由主义（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现代保守主义和PCIA的传统。在这些理论资源中，重要的人物包括亚当·斯密、休谟、霍布斯、孟德斯鸠、美国的联邦党人、托克维尔、哈耶克、布坎南、诺斯、科斯、西蒙和奥斯特罗姆夫妇等。IAPP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但并不排斥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的努力，如果可能IAPP也将试图寻找与自己对立的学术努力的连接点。
从学科角度来说，IAPP研究目前主要以政治学为基础，吸收经济学、法学的知识，但关系到所有的学科，是交叉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一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有关森林问题的研究，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合作之外，与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人口学家、数学家和遥感学家都可以有密切的合作。
从地域上来看，IAPP研究的学术资源主要都是西方的，中国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资源。中国的IAPP学者正在努力进一步开发本土的理论和和经验资源，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治道资源、中华民族自主治理的传统等，都是非常珍贵的，也是中华文明可以给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优势所在。
从学术上来看，IAPP研究在如下方面逐步形成自己的传统特色，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实践作出自己的贡献：
公共问题是复杂的，公共政策所需要的知识也将是复杂的，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为基础。IAPP研究将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适当的方法、框架以及适当的语言，从而使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能够一起工作，共同为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高绩效的公共管理提供知识资源。
发展的研究和实践都比较重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开发的技术性因素，公共政策研究也比较关心其中的过程性因素以及具体政策的技术性因素，但适当的制度基础却缺乏考虑。一旦面临公共问题，人们只是想到政府应该进行干预，却很少去考虑自主治理以及适当的制度框架也是重要的选择。强调培养和开发自主治理的能力，为自主治理提供适当的制度框架，这是IAPP研究的重要努力。
政策就是选择并采取行动。人们往往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的政策。在IAPP的框架里，政策不仅仅是政府的，它也可以是公民的、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需要政府有适当的政策选择，也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进行适当的选择并作出努力。公共服务是各方面协作生产的过程。
在中国，理论与实践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很多东西理论上好，但实践上行不通，而实践上行得通的理论上又没有什么总结。IAPP研究强调运用特定的方法和理论，通过严格的案例分析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并进行数理模型分析，有助于缩小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最后，我们也将在吸取世界各国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以中国的背景为基础，以中国成功的发展实践为基础，开发适合于分析中国问题、有助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方法、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今天，我们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将来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著作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为各国的学术和实践的发展作出贡献。
五、IAPP研究的实施
IAPP的研究起始于1991年。在那时，我偶然阅读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发现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方法和价值以及理论框架，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PCIA方法，非常有利于研究政府功能，其初步的研究成果是我的博士论文《需求·成本·制度：政府功能分析》(毛寿龙，1994)，后来此书以《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为题出版（毛寿龙，1996）。但是，如何把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呢？因为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研究领域，公共政策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系统的方法、价值、理论和问题。这是需要做一些说明的，在IAPP里，我们关心公共政策，主要是考虑到任何公共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有关各方对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如何进行选择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在西方，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但我发现，公共政策除了一些技术因素之外，其解决公共问题的效果与其制度基础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我把这两者加在一起，叫做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英文叫做IAPP，与一般的制度分析相比，它突出作为个人的公民和官员的选择与行动（政策），与一般的公共政策相比，它关心作为个人的公民和官员作出选择与行动的制度基础，即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问题。
IAPP研究起先应该说仅仅是个人学术兴趣。1997年底我在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开始产生利用网络免费资源建立IAPP网站的概念，其目的是IAPP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研究成果，建立和加强与各国学术界的联系，聚集具有类似兴趣的能够用中文工作的学者，吸引可能吸引的研究资源，提升中文世界IAPP研究的学术质量。该网站于1998年2月8日创建于美国。1999年底开始有所基础，到2000年开始初成规模，并且拥有独立的域名和虚拟主机的空间。目前，它已经成为中文世界学术网站私人供给的公益物品的典范之一。
以一系列的研究活动为基础，如翻译和出版译丛，组织研究小组等，并通过网络联系了一些具有类似兴趣的学者、学生和从事具体公共管理实践的官员，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毫无组织的IAPP社群。该社群是开放性的，其成员分布于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学科，他们的共同点是用IAPP方法研究类似的公共问题、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而且基本上都能够用中文工作。在将来，也希望联系世界各国的学者，进行跨地区、跨国别的研究。
IAPP研究主要基于个人的努力，但也有正式组织形式，这就是研究小组，英文是workshop。我们许多项目都是通过研究小组的运作完成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IAPP译丛就是IAPP研究小组运作的成果。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公共管理文库运作小组(Pubmana Workshop)，在一些出版社的支持下，以系统、扎实的研究为基础，在一定时间内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专著、教科书、译注以及文集等。此外，以国家课题为基础组织的研究小组也在运作之中。IAPP网站具体说明了研究小组所运用的方法、价值、理论和问题，也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以供同行交流和评论。
认真努力，稳步前进，逐渐发展，这是IAPP学者最基本的发展观。在可能的情况下，IAPP学者将在两个方面发展自己：很强理论倾向和很强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解决当下问题为目标的政策咨询服务。如果这两个目标将会实现，那么我们在未来将会有两个可能的方向：IAPP学术研究和IAPP实践咨询。一个重学术，一个重咨询，两者相互强化、相互服务，共同实现我们的学术发展和问题解决目标。
六、IAPP研究的困难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IAPP研究的价值、方法和问题都非常明确，有很大的自我约束界限。或许因为这一原因，许多朋友善意地指出，IAPP的选择是否太狭窄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意识到，IAPP的研究还是非常广泛的，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在目前看来，IAPP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与IAPP研究相关的理论传统非常广泛，包括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哲学论证）、PCIA的方法（规范的、实证的和形式的论证）、治道变革的问题（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这些传统与IAPP研究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梳理，需要根据IAPP研究的需要重新整理和阐述，并使之成为IAPP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的基础。这对于IAPP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其次，IAPP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研究者能够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和伦理学，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知识，在涉及具体的问题时还需要自然科学的知识，在对理论模型进行形式化论证时还需要有很好的数学基础。但是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局部的文献资料都很难熟悉，更不用说样样都精通了。这是对IAPP研究的第二大挑战。
第三，集体的努力可以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但是集体的努力，同样涉及到集体层面的新的挑战：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协调，对IAPP框架内的价值、逻辑和事实都有起码的共识，知识产权的分配等，都是新的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在非正式研究群体的基础上建立比较正式的研究小组好，还是在正式的研究组织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松散的研究好，在正式的官僚组织内展开活动好，还是以非官僚组织的民间方式展开研究好，这都是值得探讨的。如何使得集体行动有效并富有成果和可持续，这是IAPP研究的第三大挑战。
第四，IAPP的研究基础绝大部分来自西方世界，西方世界的研究无论是其比较一般化的价值、比较形式化的逻辑和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事实，都或多或少有其西方的特色。中文世界有数千年的传统，有自己的一般化的价值、形式化的逻辑和特定的事实。IAPP研究如何处理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中文世界传统之间的关系，用流行的话语来说，使IAPP研究本土化，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一领域，在事实（问题）方面本土化挑战大但实施相对容易，在价值和分析方法上使之本土化挑战较小但实施起来却极其困难，“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许多研究实际上都停留在口号阶段，IAPP研究是否也会如此，目前尚难逆料。
当然，所面临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IAPP研究决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其所预想的研究成就的。从实际情况来看，IAPP研究可以说仅仅只是开始。这表现在，相关的研究人员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核心的研究人员；研究活动的组织只有若干年的经历，缺乏历史积累；研究成果比较有限，所设想的许多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无论是价值的论证（古典自由主义）、分析方法的阐述（PCIA）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治道变革，一般的和具体的），都是如此。好在来日方长，只要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作为基础，那么其努力就将会是很有前途的，其理论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也将是富有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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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以著作为基础。对于专业研究和教学来说，论文非常重要，其意义可能还大于著作，但由于论文发表非常分散，要系统把握非常困难，本文退而求其次，选择以著作为基础。
[2] 参考文献英文部分列出了部分未译成中文的重要英文文献。中文文献则主要是已经译成中文了的PCIA重要文献。由于文献浩繁，所掌握的信息有局限，情况又易于发生变化，所列举的文献肯定是不完全的，这里只以我个人掌握的为限。
[3] 先分析价值、逻辑与事实，然后再综合，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休谟）。IAPP在此基础上探讨政策（个人的选择与行动）与制度（个人选择与行动的规则）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4] 这一分析框架首先具体表述于《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结语”(毛寿龙、李梅，2000)，有关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的分析，见《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第一章(毛寿龙，1996)。
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传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70年代时，这一传统的学者已经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数学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成果，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这一传统的许多重要学者都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PCIA研究的成果获得了各方面的承认，虽然还不能说在各个学科成为主流，但至少已经是一种重要的传统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外的研究成果逐步翻译、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基于这一传统开始了本土化的研究。
本文的任务是，大体概述美国PCIA传统的基本流派、代表人物以及主要特色，尤其是已经有哪些著作译成了中文，哪些重要流派和著作受到了忽视；然后简要概括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状况，尤其是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研究的努力。由于这一传统文献浩繁，跨越诸多学科，在中文世界虽然文献相对较少，但跨学科的障碍也非常明显，因此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笔者自己正在努力的IAPP研究上，本文将花费大部分的篇幅来介绍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分析框架、学术传统、研究实施以及所面临的基本的挑战。[1]
一、西著东译与相关研究
在美国，一提到公共选择研究，人们就会想到三个流派，这就是布坎南和图洛克为核心的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社会选择学派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派，也有学者把印第安纳大学的多中心学派(polycentric circles)看作是公共选择的三个学派之一，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不在其内，因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者的特色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政府失败等问题，他们的分析始终以最大化、均衡和偏好稳定为基础，可以说是市场至上论者，这与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传统有一定的差异。
弗吉尼亚学派主要研究宪法经济学、公共财政和寻租等问题，有许多著作译成了中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同意的计算》(布坎南、图洛克，2000)、《民主财政论》(布坎南，1993)、《自由、市场和国家》(1988)和《赤字中的民主》(1988)等。但许多重要著作都未有中文本，比如布坎南的《自由的限度》(Buchanan, 1975)、《宪法经济学》（Buchanan, 1991）、《探索寻租社会的理论》(Buchanan, etc., 1980)，图洛克的《官僚制政治》(Tullock, 1965)、《私人的欲望、公共的手段：政府适当范围的经济分析》等[2]。
社会选择主要研究投票与选举问题。重要著作只有两本有中文本，这就是1972年因一般均衡理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思·阿罗教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阿罗，1987）和《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阿罗，2000)。但罗切斯特大学社会选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尚无中文本。罗切斯特学派一般都是政治学家，他们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坚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学，运用数学研究投票、互投赞成票、利益集团和官僚等。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是他们的方法论特色。
芝加哥学派又被称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贝克尔、S. Peltzman、波斯纳(R. Posner)、W. Landes、Robert Barro和斯蒂格勒。乔治·斯蒂格勒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影响该学派的经济学家有F. Knight、J. Viner、H.C. 西蒙和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芝加哥学派中不仅有经济学家，而且还拥有许多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比较晚，在70年代初才开始。斯蒂格勒、兰德斯和波斯纳都是比较早的努力者。他们怀疑经济学家影响现实的能力，他们怀疑经济学家能够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不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他们认为，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是财富最大化者。个人函数是不能为其他人所了解的。政府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政治市场是满足利益集团再分配偏好的机制。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市场至上论者。由于芝加哥学派有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的许多著作都译成了中文，据笔者所知，主要有如下著作：《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斯蒂格勒，1989)、《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贝尔，1993)、《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1999)、《自由选择》（弗里德曼夫妇，1998）、《价格理论》(斯蒂格勒，1992)、《家庭论》(贝克尔，1998)等。
多中心学派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奥斯特洛姆夫妇创立的。目前，该学派以该大学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为基础，联络世界上数千名学者。他们所关心的实践问题是警察服务、基础设施、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所关心的价值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多中心制度框架条件下，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而其缺陷也将得到适当的克服，公共问题将得以适当的解决。他们的研究既涉及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还涉及公共服务自主治理的制度。他们的研究框架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目前已经有8本著作译成中文，其他重要著作正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并得以出版的著作有《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多中心治道与发展》（麦金尼斯编，2000）、《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麦金尼斯编，2000）、《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服务的制度结构》（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洛姆，2000）、《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等编，1992）。这一学派的学科背景是政治学领域的，虽然其基本出发点是跨学科研究，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其影响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也是惊人的，如埃莉诺·奥斯特洛姆因为对公共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了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并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如果她得奖，将是第一位政治学家、行政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能是第一位女性获该奖。
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比较庞杂，人们往往以学者为中心来概括这一传统。科斯、诺斯、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都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上述公共选择传统中的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勒、弗里德曼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传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与公共选择的传统相比而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比较多。科斯和诺斯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本，如《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斯，1994)、《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诺斯，1992)、《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斯、托马斯，1999)、《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科斯等，1994)、《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科斯，1994)等。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和德姆塞兹的一些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威廉姆森，1999）、《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德姆塞茨，1992)、《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德姆塞茨，1999)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许多综述性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如柯武刚等(2000)、埃格特森(1996)等。此外，还有学者把奥地利学派也当作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柯武刚、史漫飞，2000：40－43)。这一学派中哈耶克的著作已经大都译成了中文，并且在中文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哈耶克，1987；1997.1；1997.2；2000.1; 2000.2)。
根据现有的翻译出版情况，我们可以说，PCIA领域的西著东译工作有如下特色：
所选择的著作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布坎南、阿罗、斯蒂格勒、贝克尔、弗里德曼、科斯、诺斯等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就很可能忽略一些未得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
这些著作虽然译成了中文，但是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地位、与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的梳理，不同著作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很少被系统地得以理解。人们还是把它们当作一本一本的书，而不是当作某个学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去理解的。
除了个别的例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并得以出版的。这说明，这些著作虽然在中国已经得到了传播，但是如果要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PCIA研究的翻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其政治学部分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如布坎南有许多财政学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但其宪政理论、寻租理论的著作几乎很少受到关注，《同意的计算》到了2000年才有中文版。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家庭的经济分析受到了关注，但其利益集团竞争理论却没有受到重视。
在公共选择领域，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两大学派，多中心学派直到2000年才有重要译著译成中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社会选择学派长期来几乎没有人问津，也很少有人介绍，威廉·赖克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其结果就是，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做相关研究时，其引用的文献、运用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但政治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有本质的差异，西方政治学者引入经济分析，也并非只是简单地移植，在这些方面西方的许多学者作出了长期的努力，并且很有成果(参见Alt, etc, 1999:)。了解政治学领域的PCIA传统，翻译和介绍其重要成果，成了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自90年代开始，PCIA可以说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与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从学者个人来看，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张宇燕、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学术著作来看，《分工与交易》(盛洪，1992)、《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张曙光编，1996）、《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张曙光，1999）、《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1994）、《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2000）和《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维迎，1995）等都是其中典型。其他各类著作还有一些，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研究有如下特色：
许多学者都有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国外取得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尤其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本土化的理论资源，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变迁问题。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与公共选择虽然也有一些关系，但与公共选择的关系还是比较远。公共选择就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研究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官僚制度等(Mueller，英文版，1989；缪勒，1999)。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学者本土化的公共选择研究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初步的。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翻译的状况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的学者和作品比较多，与此相适应，新制度经济学翻译出版的著作也比较多。
目前的研究之所以呈现这一状态，可能有很多原因，这里试举一二：
西方公共选择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基本的制度探讨，但是无论是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往往与西方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其核心主题往往是西方政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问题，比如公共选择研究中，直接民主下的公共选择、代议制民主下的公共选择，多党和两党竞争模型、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政治竞争、利益集团理论和选民投票理论等，其话题基本上是西方性质的（有关公共选择的基本选题，参见缪勒，1999）。与此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假设制度不是给定的，它探讨制度对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的影响，并且其理论框架比较一般，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其学术传统是跨多学科性质的，不像公共选择研究那样，把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问题研究，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而是与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性、组织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本身的学术传统和问题都有很大的关系(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选题，参见柯武刚、史漫飞，2000)。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研究的空间和正在发生的变革的空间也有很大的关系。在目前，经济改革的空间最大，发生的变化也最多，但政治改革的空间较小，发生的变化较小；相应地，经济研究的空间也较大，研究成果易于引起实际的反响，反过来刺激此类研究；而政治研究的空间较小，研究成果不易引起实际的积极反响，反过来影响此类研究。
与学科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经济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机构空间；向国外输出了大量的留学生，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留学生回国研究，这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发展缓慢，向国外输出留学生较少，许多留学生到了国外就改行学计算机，回国研究也比较少，而属于PCIA传统的就更少。这也妨碍了政治学领域PCIA传统的传播、教学和相关研究的发展。
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发展，需要我们政治学者开展系统的研究。IAPP研究，就是一群有政治学背景的人所作出的努力之一。
二、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
简单地说，IAPP研究，着眼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促进以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等制度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政策。总起来说，就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价值，以PCIA为逻辑，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政策问题。IAPP分析框架的特色：价值、方法与问题偏好并重。[3]
价值定位
总的价值是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和平，在发展与不发展之间选择发展，在不稳定的、昙花一现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选择可持续的发展。具体地说，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是得到适当理解的自利(托克维尔，1988)、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交易(斯密，1974)能够促进和平与繁荣。所以，IAPP的价值主张是促进合理的自利、在开放的空间之内鼓励互惠的交易、根据需要鼓励利他行为、遏制损人和试图支配他人的自利。
实现这一价值的具体制度安排偏好是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源泉在于更多的个人自由，更适当的公民权利，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公共经济，适当的由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构成的制度平台。与此相反，个人缺乏自由、公民没有权利，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都不发达，其治道是高度集权的、政府职能是无限的、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没有民主只有专制，那么即使存在一时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判断具体问题存在与解决的基本价值标准是：后果论、权利论与契约论。后果论的价值观认为，结果是好的，就是好的，结果是坏的，就是坏的；权利论则认为，特定的人，只有特定的权利来判断结果是好的，或者坏的；契约论认为，公共问题需要与特定范围的公共问题有关的人来进行判断，或者说有权进行判断的人进行集体判断。后果论、权利论与契约论可能是有冲突的，IAPP认为，判断价值的冲突，本身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来确定判断冲突结果好坏、冲突权利配置是否适当、解决冲突的契约共识范围大小等问题。
分析方法定位
总体偏好PCIA，它在利益方面的判断是个人是公共利益的基本选择单位，所有利益，包括公共利益，都是个人个别地或者合作地创造的；相当部分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纯粹的公共利益也是由不同的个人分享的。要实现个人的或者公共的利益，个人基于其对于结果的判断、基于自身的权利，为了个人或者公共的利益进行选择，其总体结果可能坏，也可能好，在这一进程中制度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制度分析的规范任务就是诊断问题，根据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设计个人权利配置的制度、公共选择的制度，尤其是关注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平台问题；其实证的任务是，人类的知识不可能胜任设计复杂制度安排的艰巨任务，因此通过实证的案例分析，研究制度建设性演进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就成了制度分析实证分析的核心。
关心多层次的问题
关心每一个人都可能关心的重大问题，在IAPP眼里，人间无小事，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认真地对其进行制度分析，分析其实质，并给出政策建议。它假定，每一个人都有其重要的问题，比如小孩子关心的是如何成长的问题，年轻人关心的是如何应付考试的问题，新婚夫妇关心的是如何婚后相处的问题，有孩子的家长，可能最关心与孩子相关的问题。而政治家则可能关心其能否连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次序由每一个当事人自己去感觉，并去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幸福与痛苦，直接相关的都是其当前所面临的与其祸福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关心适合于解决每一个人所关心的各种各样问题的制度平台。在此，IAPP相信，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公民权利，更发达的市场经济、公共经济，有了强健的自主治理、宪政法治、有限政府、民主制度以及相关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同个人的不同问题，都将有更多的可能，能够多样化的途径，得到多样化的解决。
中国公共部门正处于治道变革的关键阶段，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宪政法治、有限政府以及民主制度等都在逐步发展。这一治道变革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持续的发展，也给个人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与幸福。但问题也继续存在，IAPP既关心治道变革本身的问题，也关心从具体的公共问题出发，探讨治道变革的问题。
IAPP不仅关心中国文明发展的问题，还关心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每一个文明的发展，都涉及到全球治道的问题。
IAPP还关心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的价值、方法与问题鉴别的分析框架与相关理论的发展。希望通过IAPP研究的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研究成果
引进翻译的著作。在这一领域，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把这些研究成果译成中文，有利于加快中文世界IAPP研究的速度。（如毛寿龙主编，1999－2000；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
就IAPP所关心的问题，着眼于IAPP的价值，运用IAPP所中意的逻辑与方法，撰写专著、教科书，以及研究报告、学术论文。 （如毛寿龙、李梅和陈幽泓，1998；毛寿龙，2001；毛寿龙、李梅，2000；姚学祥，1999；范东海，1999；任睿，2000；宋全喜，2001；李立中，2001等）
就目前发生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用IAPP的眼光、用IAPP的分析框架，给出IAPP的分析，得出IAPP的分析结论，以及政策建议。（如制度评论系列，见http://www.wiapp.com）
就目前所有的学术著作、论文，从IAPP的角度，评论学术进展，并分析其与IAPP学者努力之间的关系。（如对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进行IAPP的解读）
开放性与可讨论性
IAPP的所有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都是开放性的。无论是价值判断选择、分析方法与逻辑的选择、基本问题的认定、基本事实的确定、基本结论、相关政策建议等，都是IAPP学者在当前情况下、当前资金条件下、当前学术水平条件下、当前问题背景情况下等严格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和作出的，在空间上不是无限的，在时间上不是永恒的，在观点上不是完全确定的，其政策建议未必一定是有效的，其认定的问题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问题，其所依据的事实，也可能是不确定的，总之，都是可以讨论的，完善过程是无止境的。IAPP的翻译成果、学术研究研究成果、评论与政策建议，都向所有研究者、实践者、读者和公民开放，征求建设性的意见，只要有利于IAPP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类治道变革的，一律欢迎。
三、IAPP研究的理论框架IAPP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用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评价公共政策实践，用PCIA的逻辑与方法分析公共政策以及以此为基础探索治道变革问题。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是综合性的。它涉及经济、政治、道德、审美和文化的分析，涉及人性冲动分析、人际利益关系分析、市场分析、组织分析、政府分析、制度（法律）分析，以及全球分析等。详细见表格1。
在该表格中，横向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它表示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领域。其中的经济领域意味着人的最大化冲动在于财富的冲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构成了市场经济，企业等经济组织则是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产物，而政府则利用其强制性和普遍性的优势能够弥补市场经济的部分不足，制度则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可以节约经济交易的成本。市场经济一旦跨出国界，就成了国际贸易。在殖民时代，国际贸易依靠炮舰政策支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之路。昔日，殖民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经过血腥的战争，才能打开一两个开放口岸；今天，许多昔日的殖民地国家凭借自己的种种优势如廉价劳动力，把大量的货物销向发达国家的市场。显然，在这一领域中，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非常关键，必不可少。
在政治领域，人的最大化的冲动是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损人利己的关系，其市场状态就是霍布斯所描绘的战争状态。在其中，政治军事组织是因节约战争交易成本而产生的，政府则是经过长期的军事较量最后有一方取得彻底的胜利之后产生的政治统治组织。由于人的权力冲动是永恒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比对财富的冲动还要大，因此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政治的历史，整个古代史都是政治的历史。经济史只是近二百多年的近现代史，在这二百多年里，政治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战争，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并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政治斗争，依然是影响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政治领域的特性表明，政治必须要有一个主权，来垄断暴力，从而取消每一个人依靠暴力配置资源的权利。这表明，政治权力总是一种专制的权力。那么，如何使专制的权力变为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呢？通过宪法、法律，来制约、驯化政治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使专制的政治权力考虑选民的利益，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明。当然，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软弱的国际政治组织如联合国，以及完全依靠各国政治实力自觉履行的国际法之外，基本上还是无政府的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非常容易陷入战争状态。国际间的战争，依然是现代人类市场文明的威胁。
表格1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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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政治 |
道德 |
审美 |
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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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冲动 |
财富 |
权力 |
良心 |
美 |
历史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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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
互利 |
损人利己 |
无回偿利他 |
事不关他 |
共同生活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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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
市场经济 |
战争状态 |
道德市场 |
无市场 |
无市场 |
|
组织 |
经济组织 |
政治军事组织 |
慈善组织 |
无组织 |
民族组织、宗教组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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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经济职能 |
政治统治 |
救灾救难 |
无政府 |
无政府 |
|
制度 |
契约 |
宪法、法律 |
道德法则 |
无制度 |
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规则 |
|
地方社群 |
局部市场 |
小规模治理 |
本地道德 |
无地方 |
地方文化 |
|
世界 |
国际贸易 |
世界政治 |
国际人道主义 |
无世界 |
多元化与一体化 |
IAPP研究的出发点不是进行理论创新，而是着眼于现实的问题，试图运用人类现有的知识去理解它，并提供可能的政策选择方案，以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当然，解决问题必须有适当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解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过程中，IAPP研究也将逐渐拥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但这些创新将力图以现有的理论传统为基础，力图使IAPP的传统与各种各样的理论传统联系起来，不是力求不同，而是力求在不同的努力之间找到连接点。
IAPP对人类现有的知识持开放的态度，对人类现有的解决问题的努力持开放的态度，以建设性的而不是苛求批评的态度，对待一切知识的努力。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但IAPP会特别倚重一些理论传统，比如古典自由主义（包括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现代保守主义和PCIA的传统。在这些理论资源中，重要的人物包括亚当·斯密、休谟、霍布斯、孟德斯鸠、美国的联邦党人、托克维尔、哈耶克、布坎南、诺斯、科斯、西蒙和奥斯特罗姆夫妇等。IAPP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但并不排斥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的努力，如果可能IAPP也将试图寻找与自己对立的学术努力的连接点。
从学科角度来说，IAPP研究目前主要以政治学为基础，吸收经济学、法学的知识，但关系到所有的学科，是交叉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都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在这一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现在有关森林问题的研究，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等合作之外，与地理学家、地质学家、人口学家、数学家和遥感学家都可以有密切的合作。
从地域上来看，IAPP研究的学术资源主要都是西方的，中国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资源。中国的IAPP学者正在努力进一步开发本土的理论和和经验资源，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治道资源、中华民族自主治理的传统等，都是非常珍贵的，也是中华文明可以给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优势所在。
从学术上来看，IAPP研究在如下方面逐步形成自己的传统特色，从而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以及相关的实践作出自己的贡献：
公共问题是复杂的，公共政策所需要的知识也将是复杂的，需要多学科的研究为基础。IAPP研究将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适当的方法、框架以及适当的语言，从而使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能够一起工作，共同为公共问题的解决、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高绩效的公共管理提供知识资源。
发展的研究和实践都比较重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开发的技术性因素，公共政策研究也比较关心其中的过程性因素以及具体政策的技术性因素，但适当的制度基础却缺乏考虑。一旦面临公共问题，人们只是想到政府应该进行干预，却很少去考虑自主治理以及适当的制度框架也是重要的选择。强调培养和开发自主治理的能力，为自主治理提供适当的制度框架，这是IAPP研究的重要努力。
政策就是选择并采取行动。人们往往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的政策。在IAPP的框架里，政策不仅仅是政府的，它也可以是公民的、社会组织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公共问题的有效解决，不仅需要政府有适当的政策选择，也需要公民和社会组织进行适当的选择并作出努力。公共服务是各方面协作生产的过程。
在中国，理论与实践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很多东西理论上好，但实践上行不通，而实践上行得通的理论上又没有什么总结。IAPP研究强调运用特定的方法和理论，通过严格的案例分析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并进行数理模型分析，有助于缩小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最后，我们也将在吸取世界各国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以中国的背景为基础，以中国成功的发展实践为基础，开发适合于分析中国问题、有助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方法、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今天，我们翻译出版国外的著作，将来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著作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为各国的学术和实践的发展作出贡献。
五、IAPP研究的实施
IAPP的研究起始于1991年。在那时，我偶然阅读了微观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发现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方法和价值以及理论框架，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PCIA方法，非常有利于研究政府功能，其初步的研究成果是我的博士论文《需求·成本·制度：政府功能分析》(毛寿龙，1994)，后来此书以《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为题出版（毛寿龙，1996）。但是，如何把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呢？因为无论是学科体系还是研究领域，公共政策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系统的方法、价值、理论和问题。这是需要做一些说明的，在IAPP里，我们关心公共政策，主要是考虑到任何公共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有关各方对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如何进行选择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在西方，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但我发现，公共政策除了一些技术因素之外，其解决公共问题的效果与其制度基础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我把这两者加在一起，叫做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英文叫做IAPP，与一般的制度分析相比，它突出作为个人的公民和官员的选择与行动（政策），与一般的公共政策相比，它关心作为个人的公民和官员作出选择与行动的制度基础，即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问题。
IAPP研究起先应该说仅仅是个人学术兴趣。1997年底我在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时开始产生利用网络免费资源建立IAPP网站的概念，其目的是IAPP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研究成果，建立和加强与各国学术界的联系，聚集具有类似兴趣的能够用中文工作的学者，吸引可能吸引的研究资源，提升中文世界IAPP研究的学术质量。该网站于1998年2月8日创建于美国。1999年底开始有所基础，到2000年开始初成规模，并且拥有独立的域名和虚拟主机的空间。目前，它已经成为中文世界学术网站私人供给的公益物品的典范之一。
以一系列的研究活动为基础，如翻译和出版译丛，组织研究小组等，并通过网络联系了一些具有类似兴趣的学者、学生和从事具体公共管理实践的官员，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毫无组织的IAPP社群。该社群是开放性的，其成员分布于世界各地，来自不同的学科，他们的共同点是用IAPP方法研究类似的公共问题、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问题，而且基本上都能够用中文工作。在将来，也希望联系世界各国的学者，进行跨地区、跨国别的研究。
IAPP研究主要基于个人的努力，但也有正式组织形式，这就是研究小组，英文是workshop。我们许多项目都是通过研究小组的运作完成的。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IAPP译丛就是IAPP研究小组运作的成果。目前我们正在组织公共管理文库运作小组(Pubmana Workshop)，在一些出版社的支持下，以系统、扎实的研究为基础，在一定时间内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公共管理专著、教科书、译注以及文集等。此外，以国家课题为基础组织的研究小组也在运作之中。IAPP网站具体说明了研究小组所运用的方法、价值、理论和问题，也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以供同行交流和评论。
认真努力，稳步前进，逐渐发展，这是IAPP学者最基本的发展观。在可能的情况下，IAPP学者将在两个方面发展自己：很强理论倾向和很强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为基础、以解决当下问题为目标的政策咨询服务。如果这两个目标将会实现，那么我们在未来将会有两个可能的方向：IAPP学术研究和IAPP实践咨询。一个重学术，一个重咨询，两者相互强化、相互服务，共同实现我们的学术发展和问题解决目标。
六、IAPP研究的困难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IAPP研究的价值、方法和问题都非常明确，有很大的自我约束界限。或许因为这一原因，许多朋友善意地指出，IAPP的选择是否太狭窄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意识到，IAPP的研究还是非常广泛的，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在目前看来，IAPP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挑战：
首先，与IAPP研究相关的理论传统非常广泛，包括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哲学论证）、PCIA的方法（规范的、实证的和形式的论证）、治道变革的问题（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这些传统与IAPP研究之间的关系，都需要进一步梳理，需要根据IAPP研究的需要重新整理和阐述，并使之成为IAPP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的基础。这对于IAPP研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其次，IAPP研究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研究者能够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和伦理学，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知识，在涉及具体的问题时还需要自然科学的知识，在对理论模型进行形式化论证时还需要有很好的数学基础。但是每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局部的文献资料都很难熟悉，更不用说样样都精通了。这是对IAPP研究的第二大挑战。
第三，集体的努力可以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但是集体的努力，同样涉及到集体层面的新的挑战：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协调，对IAPP框架内的价值、逻辑和事实都有起码的共识，知识产权的分配等，都是新的集体行动的问题。是在非正式研究群体的基础上建立比较正式的研究小组好，还是在正式的研究组织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松散的研究好，在正式的官僚组织内展开活动好，还是以非官僚组织的民间方式展开研究好，这都是值得探讨的。如何使得集体行动有效并富有成果和可持续，这是IAPP研究的第三大挑战。
第四，IAPP的研究基础绝大部分来自西方世界，西方世界的研究无论是其比较一般化的价值、比较形式化的逻辑和相对来说比较具体的事实，都或多或少有其西方的特色。中文世界有数千年的传统，有自己的一般化的价值、形式化的逻辑和特定的事实。IAPP研究如何处理自己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与中文世界传统之间的关系，用流行的话语来说，使IAPP研究本土化，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一领域，在事实（问题）方面本土化挑战大但实施相对容易，在价值和分析方法上使之本土化挑战较小但实施起来却极其困难，“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困难。许多研究实际上都停留在口号阶段，IAPP研究是否也会如此，目前尚难逆料。
当然，所面临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IAPP研究决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其所预想的研究成就的。从实际情况来看，IAPP研究可以说仅仅只是开始。这表现在，相关的研究人员还比较少，尤其是缺乏核心的研究人员；研究活动的组织只有若干年的经历，缺乏历史积累；研究成果比较有限，所设想的许多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无论是价值的论证（古典自由主义）、分析方法的阐述（PCIA）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治道变革，一般的和具体的），都是如此。好在来日方长，只要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作为基础，那么其努力就将会是很有前途的，其理论意义还是实际意义也将是富有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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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以著作为基础。对于专业研究和教学来说，论文非常重要，其意义可能还大于著作，但由于论文发表非常分散，要系统把握非常困难，本文退而求其次，选择以著作为基础。
[2] 参考文献英文部分列出了部分未译成中文的重要英文文献。中文文献则主要是已经译成中文了的PCIA重要文献。由于文献浩繁，所掌握的信息有局限，情况又易于发生变化，所列举的文献肯定是不完全的，这里只以我个人掌握的为限。
[3] 先分析价值、逻辑与事实，然后再综合，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休谟）。IAPP在此基础上探讨政策（个人的选择与行动）与制度（个人选择与行动的规则）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4] 这一分析框架首先具体表述于《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结语”(毛寿龙、李梅，2000)，有关政治、经济、道德和文化的分析，见《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第一章(毛寿龙，1996)。
时间：2007-03-13 06:4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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