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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美国驻宁波领事哈里斯在其长达100多页的意见书中，提出台湾对美国起码有五大作用：一是当作美国商品进入中国的一个中转站；二是作为传播基督教的一个基地；三是在海上控制中国南北各省的贸易；四是当作美国西海岸对中国进行贸易的门户；五是从台湾寻求向日本发展的领域。[1]这被视为美国想控制我国台湾的最早鬼胎。基于对台湾得天独厚战略价值的认识，从19世纪殖民主义者至今，1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一直想把台湾作为其战略空间中“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遏制中国扬帆出海的桥头堡”。
军火贸易是一种有着丰富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的外交杠杆，与台湾的军火贸易也就成了大国介入台湾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源源不断地向台湾输出军火，以巧妙攫取“立足台湾、牵制中国”的战略利益。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美台断交”到1998年底，美国售台武器33批，总价值高达346.7亿美元，平均每年达17亿美元。自1995年开始，台湾地区开始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军贸市场。斯德哥尔摩专门研究武器市场问题的国际和平研究所（简称SIPRI ）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1998年，台湾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常规武器买主。”[2]这既是说台湾已经成为世界最为重要的军贸市场之一。台湾问题因而成为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尤其是中美矛盾的焦点。因此，研究美台军火贸易的特点和内部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中美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且有助于把握我国统一所面临的困境。
军火贸易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它应是一种集体选择问题。作为一种集体选择，本文假设军火贸易的选择都符合集体理性。事实上，集体选择基于国家利益，其行为应是理性的。当然，影响军火贸易的因素非常复杂，比如有时就受总统选举的影响，即某位总统候选人为了拉取选民的选票可能会一时批准军售。虽然如此，他仍要受国家利益的制约，执政后仍会保持其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即个人理性不可能离开集体理性太远。因此，本文认为，进行军火贸易双方的行为选择符合“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即双方的选择都是为了得到集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集体效用是一个综合体，包括经济收益评价、国家尊严评价、安全威胁评价、执政党威信的评价以及国家战略达成度的评价等分指标。综合的集体效用评价是这些分指标加权值的和，进行军火贸易所获得的综合集体效用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随军火贸易量或质的变化而变化；在军火贸易量或质一定的情况下，综合集体效用评价又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综合集体效用的变化情况可用序数效用来表征。因此，分析军火贸易这种集体选择行为就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来进行分析。
一、美台军火贸易的历史、现状与特点
1.1美台军火贸易的历史回顾
二战以后，美台军贸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3年，这一时期，台湾的武器装备、弹药，乃至零备件的供应，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军援，当地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轻武器以辅“美援”之不足。1949至1965年间，美国对台直接军事援助约为25亿美元，约占台湾军事开支的一半。军事援助虽不是军火贸易，但从此使台湾与美国绑在了一起，促成了美台军火贸易的发端。
本文将美台军火贸易的现状界定为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的态势与发展。无庸讳言，1996年的台海危机对海峡两岸的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从表6可以看出，台湾1997和1998年的武器装备对外采购费几乎是1996年的3倍，说明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加大了对外军事采购。2000年既是台湾的大选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火贸易更是浪潮迭起。2000年，美国三度宣布对台军售，分别在4月、7月和9月底。2000年4月，美国同意向台湾出售“铺路爪”长程预警雷达；同年7月，美国向台湾出售的价值3.56亿美元的军火中包括了一大批电子/信息战装备；同年9月28日，美国国防部不顾中国的强烈抗议，再度宣布售台价值13.0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数量之大、涵盖范围之广（包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为历年所罕见。最近的这次军售包括四笔武器装备，一是射程达50公里的AIM-120C超音速中程空空导弹200枚及LAU-129导弹发射器292具，总计1.5亿美元。这种导弹用以取代AIM-9“响尾蛇”导弹，以强化F-16战斗机的作战能力。二是RGM-84L 渔叉导弹71枚，渔叉训练导弹6枚，舰上发射暨控制系统10座及其相关设施，价值2.4亿美元，用于增强台军“成功级”导弹巡防舰的反舰能力。三是M109A5型155毫米口径自动火炮146门，M2机枪79挺，AN/PVS-7B夜视系统160套等，价值4.05亿美元，以改善台湾军舰对地作战能力。四是改良型机动通信电子系统及相关设施。这是四笔军售中金额最大的一笔，价值5.13亿美元，主要是为各野战单位提供“具备保密功能的战术语音和信息传输系统，继续提升台军战术通讯能力”。[1]
目前来看，台湾的军火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这其中，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支持台独是外部势力为台湾军火市场制造需求的外因；另一方面，台湾方面更是不断地根据美式的作战理论提出自己的军事需求。据《台北时报》10月15日报道，台湾军方已于10月14日决定在2001年的“国防预算”中拨专款30亿新台币用于电子/信息战技术与装备的研发。这是台湾军方高层领导自青睐美国“军事变革”理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投资计划，该项投资计划覆盖了与电子/信息战有关的各种软件与硬件技术和装备，共包括“天频”、“黄蜂”、“强汉”、“烨雷”、“频管”、“脉护”、“资安”、“庐山”及“翔升”等11项分计划。其中“资安（Chihan）”和“脉护（Maihu ）”计划是台湾军方投资倾斜的重点。“资安”计划即信息安全计划，目的是防范解放军透过计算机病毒攻击台军事计算机系统，并防范数据传输过程中遭到拦截。“脉护”计划即脉冲保护计划，用以反制解放军所发展的“电磁脉冲”效应（通常一个小型核爆所产生的电磁脉冲将可破坏、瘫痪计算机操作系统），藉以保护计算机持续运转并保护计算机数据库中的所有资料。
从台军军事战略的理论背景分析，台军当前大力发展信息战技术深受美军“军事变革（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思想的影响。军事变革思想反映在美军《2010年联合构想》中，要点包括：以战场信息收集整理、实时分析分配和使用信息对抗为目标的信息优势；以海、空持续稳定的大流量补给为目标的后勤优势；以海、陆、空、天、信息一体化机动作战为目标的机动优势；以多层次、多兵器种类为依托的全方位防御优势；在上述几种优势基础上构建精确打击优势等等。在吸收美军作战理论基础上，台军方提出了一种“高维作战模式”，该模式将现代战争形态按优先级排序为信息战、电子战、太空战、制空战和地面战，层级靠后的战争形态要受制于靠前的战争形态，而信息战和电子战则居于主导地位。这样一种模式构想无疑会使台军的作战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台军近年来一直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在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军火中，几乎每次都有大量的关于信息侦集、分析整合、通联处理和通信指挥类的电子装备。同时，台湾军方近年来加大了对本岛以中科院（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为主导的高科技园区的投资，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发展与作战理论相一致的关键技术并加强技术储备。
从台军武器装备发展的功效目的层面分析，台湾军方的信息战投资计划亦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购自美国的信息战武器装备的效能而进一步完善与之匹配的信息战基础设施。台湾从美国购买的“铺路爪”长程预警雷达预警范围可达3000公里，届时，台湾军方靠戴上美国的这副洋眼镜将能够窥视包括大陆海岸线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为了反制解放军近年来在点穴战、电子战领域技战术的发展，台军武器装备发展的战略转变为一方面对美大肆采购先进装备，另一方面则依托本岛信息产业技术优势，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战技术与装备，塑造与美式先进装备相匹配的信息战技术基础，以期与大陆继续对抗。从台湾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的衍生效应层面分析，台军这项电子/信息战技术装备研发计划的启动，必将再次扩大美国台湾之间军事合作的缺口，对美国将来的军售提供了需求；美台合作的拓展，台湾将更加主动接受美国军事思想的殖民与衍生；并且，美台军事合作的加深与扩大，又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制造了机会。
1.2台湾军贸市场的基本特点
根据以上对台湾军贸市场较为全面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可以从市场态势、产品结构、利益结构和市场的脆弱性与敏感性等方面归纳出台湾军贸市场的基本特点。
1.2.1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
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军贸市场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第一，随着冷战结束、东西方形势的缓和，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削减军事预算，发展中国家因债务增多或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缺乏购买先进武器的资金，导致全球武器需求量减少；第二，西欧国家或西欧军团武器出口能力大大增强，巴西、以色列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以较强的竞争力进入国际军贸市场，使得军火市场中的竞争不断加剧，全球军火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1]然而，在大国利益的冲突中存在的台湾军贸市场并没有成为买方市场，仍然是一种卖方垄断或寡占的市场，市场寡头便是美国。这期间虽然台湾也购买过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的武器装备，但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没有形成持续向台湾军售的局面。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使美国与台湾保持着一种非正常的关系，基于中美三个公报的法理基础，造成了美国对台湾军售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2]第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自恃为超级大国搞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作为确保美国东亚利益、遏制中国崛起的支点，美国对台湾军售实际执行的是其国内通过的“法律”——《与台湾关系法》；第三，中国作为日益发展壮大的东方大国以自身的实力与国际作为不断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核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美国，西方其他国家不会轻易冒险在对台湾军售问题上贪图一时之利。另一方面，华约解散，美国成为北约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西方其他国家染指台湾将会被看作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当然，不排除偶尔有西方国家在美国的默许下对台湾军售。因此台湾军贸市场依然是一个由美国卖方垄断的军火市场。
1.2.2军贸市场产品结构
台湾军贸市场中交易的产品可以说集中了国际军火贸易中所有的产品形式。从这一点来说，台湾军贸市场是国际军贸市场的浓缩，市场中的产品既包括有形产品（如武器装备成品和零部件），又包括无形产品，如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另外还包括了军事训练服务、军事合作关系和武器装备使用权的出租与转让。台湾军贸市场中的产品结构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武器装备成品和零部件。这是美国军火贸易的大宗，如美国1992年向台湾出售的150架F-16战斗机及其零部件。
技术与服务贸易（补偿贸易形式中的许可证生产和合作生产）。台湾很多号称是自己制造的武器系统，实际上都是按照国外的设计或大量地利用外国的技术、零部件和系统综合技术，这些技术大多数由美国进口。例如，台军的新型“成功”级导弹护卫舰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佩里”级舰艇的许可证生产的。而“成功”号上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它的雷达、声纳、武器控制系统和电子对抗）都是买美国的成品。[1]另外，台湾在其导弹系列的研发过程中，美国都提供了关键的技术。
军事思想与军事训练。利用军火交易达成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近来开始对台湾输出军事思想，如关于军事变革的理念，美国宣扬“海、陆、空、天和信息5维空间联合作战一体化”概念，美台近年的军售中，除了先进的海陆空武器，还有大量用于信息侦测收集、通信联络处理和通信指挥等的电子装备。美国除了为台湾培训飞行员和军事技术员，2000年6月，美国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校和空军军官学校还首次接收了3名台湾军人。
联盟关系。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表面上看去是武器装备，其实双方是在通过军火贸易达成一种军事合作与联盟关系。
1.2.3台湾军贸市场利益结构
台湾军贸市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独特的市场利益结构。在台湾军贸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主体主要是台湾和美国[2]，但每一项军火交易的达成不仅涉及交易双方的利益，而且涉及中国大陆的利益，最终造成交易双方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对策博弈。
台湾军贸市场的利益结构具体而言即是，当台湾和美国之间达成军火交易时，从效用评价上美国和台湾将有正的得益，而美台军火交易的达成将损害中国大陆的国家利益，因而中国大陆的得益为负值。当美国和台湾之间不进行军火交易，交易双方无得益也无损失，这时有利于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当中国挫败别国与台湾的军火交易时，交易双方的得益将为负值，中国大陆的得益为正值。
这种得益不仅指直接的经济利益，还包含政治利益和军事安全利益，以及国家的威信与尊严方面的考虑。总之，台湾市场上军火贸易的得益是一种对国家利益综合效用的评价。
1.2.4台湾军贸市场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就国际政治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过于依赖强权生存，乃是十分危险的事，一旦强权自身的利益凌驾于以依赖国（或地区）的利益之上，受到损害的绝对是依附强权生存的国家（或地区）。台湾军贸市场是一个寡占的军火市场，而台湾寻求的也正是对美国强权的依靠。根据经济学投资理论中“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理，因此台湾和美国利用军火贸易开展合作，对台湾而言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模糊政策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台海之间的平衡，失去哪一方都会损害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这种政策使得美国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轻易冒险与中国开战。因此，当时代的发展要求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在某个国际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时，台湾独立的空间将更加缩水，这就是台湾军贸市场的脆弱性。
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包括贸易、人权、打击恐怖主义、军控与裁军等方面，中美关系中个别因素的变化将造成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变化，这就是台湾军贸市场的敏感性。
二、美台军火贸易的市场动因与内部机制
由于军火贸易包含丰富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因而军火市场所要交换的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从而军火贸易市场的机制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机制，本文归结为利益机制（或综合利益杠杆），这种利益是关于本国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和尊严等因素的效用评价的加权和。另一方面，军火市场中双方进行交易时，由于这种交易可能造成第三方的安全威胁，则第三方就会以“破坏者”的身份介入交易双方的利益边界，从而为交易双方带来风险。这种风险与利益的组成要素相对应，主要表现为政治外交风险、经济风险和军事冲突风险。因此，从市场运行机制方面说，军火贸易市场的运行机制是具有综合效用的利益（激励）与风险（约束）机制，而一般的国际民品贸易市场的运行机制则是主要经济意义上的利益与风险机制。由于涉及因素多，加权评价的困难，军火贸易市场的复杂性也就在于此。
2.1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动因分析
台湾军贸市场之所以存在，在于有交易的需求和可能。交易的需求是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因，这种需求来自美国的外部需求和台湾的内部需求。归纳来说，台湾军贸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外部动因有两个，一是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利益需求，二是中国统一国家的民族需求；台湾军贸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内部动因也可分解为两个，一是台湾为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加强自身防卫（或增加未来两岸谈判筹码）的军事需求；二是台独势力为分裂祖国所产生的军事需求和外交需求（美国支持以及与一些小国签订军事合作协议）。内外部动因中，美国和台湾的需求是相容的或一致的；而中国大陆与美国和台湾则是相对立的。由于军火这种特殊商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使其天然成为满足美国和台湾利益需求的客观中介。
2.2.1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企图
美国历届政府对台政策时有变化，但其始终把与台湾的关系视为美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和全球战略利益中的一个重要筹码。这种认知首先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和对中国发展壮大的“潜在不安”。第一，美国欲维护其在亚大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霸权利益。战后，随着国际形势和美国自身力量的深刻变化，使其无法象战后初期那样为所欲为，但它谋取全球霸权利益的决心不但不肯丝毫放弃，而且还想维继和扩大。在对华政策上，美国认为只有使台湾与大陆长期分裂分治，才会在最大限度上阻遏中国的崛起，从而维护住它在这个地区的既得利益。为此，“美国可以做任何事情来满足美台关系的需要”：“美尽力保障台湾的安全”：“台湾安全仍是美对台政策中最重要的考虑之一”：“美国在亚洲有重大利益，美国不会放弃同台湾的友谊，并将信守对台湾安全的承诺。”[1]第二，美国始终认为冷战后中国的发展构成其地区和全球利益的“最大威胁”。在美国亲台反华认为“中国从现在起的20年内能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中国“加强军事能力的许多方面从潜在意义上说的确威胁到美的国家利益和中国邻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1996年2月9日在美国国会所作的证词中直言不讳：“展望今后几十年，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我们正在奉行一项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以便设法遏制这种潜在威胁。”[2]
其次，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台湾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台湾北临东海，东北接琉球群岛，东滨太平洋，南接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邻，西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福建省相望，最近处仅130公里。在西太平洋航道上，北起千岛群岛经日本群岛、琉球、台湾、菲律宾群岛至南部的印尼群岛西部形成一条弧线，台湾正处于这条弧形岛链的中枢，使台湾岛恰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可以想见。美国欲在东亚地区获得海上控制权，上述弧线是决不能被割裂的。在这点上，美日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日本亦视此线为其海上生命线，日本每年大量原材料、燃料等的进口和商品的出口大多要经过此道。美国在扶植日本的同时，趁蒋介石败退台湾之机，乘虚而入。时任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台湾在战时“可以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舰”。艾森豪威尔也认为：“如果我们把福摩萨（台湾）丧失给共产党人，我们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形势将严重地——可能是致命地——受到损害”。因此，冷战时期美国形成一种“固有看法”：对美国来说，台湾可以用作集结部队的基地，空军的行动基地，控制附近舰船航行的基地；如果被“敌方”控制了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线以及从冲绳到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造成“威胁”。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国际形势缓和、中美关系走上正常化之途的时候，美国政府仍然抓住台湾不放直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继续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发展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关系，增加对台的军售，阻挠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
二、保持与台湾的“特殊关系”是增强盟国对美国的信任需要。美国知道在东亚地区要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利益，单枪匹马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美国曾在1954年就竭力拼凑“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还与东亚一些国家缔结双边或多边军事协定，企图把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连成一片，藉以所谓防止“共产党的侵略”。为了遏制新中国，甚至不惜采取“封锁政策”。冷战时期，东亚一些国家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也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不得不在政治、军事上与美国结盟，成为美国的“盟友”。因此美国认为“放弃”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就可能加速中国的统一进程，从而构成对其盟友的“威胁”，这就会使其盟友产生迟早也会被美国抛弃的想法，不利于美国利用盟国来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所以美国一再声称不会抛弃老朋友。
三、台湾在美国政治战略中的“窗口”价值。在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着手推动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党务革新”等在内的“政治革新”。李登辉主政后，着手“宪政改革”。1988年“开放报禁”，1989年“开放党禁”，1991年5月1日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使台湾的政治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90年开始，在李登辉主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宪政改革”措施，逐步实现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非蒋化、本土化、多元化、年轻化”，以改变蒋氏家族统治时代所形成的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在此过程中，李登辉培植李氏势力，并逐步实现权力向李登辉手中集结，不断巩固其统治地位。1992年底进行了第二届“立法委员”的选举，1993进行“行政院院长”换马、地方县市长选举，1994年又进行了地方县市议员、议长及乡镇市长和省、市长选举，造成一种所谓“民主政治”的氛围。在1995年进行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之后，李登辉认为给自己的“总统”一职完成“法律”手续、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条件已经具备，故而不顾国民党内以非主流派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反对，违反“诚信”再次表示要参选“总统”，并于1996年3月当上了所谓的“民选总统”。美国朝野对台湾的所谓“民主进程”赞不绝口，其亲台反共势力更是大力鼓吹和支持李登辉以“主权在民”为名在中国的一个地区搞“民选总统”，并扶持民进党大肆进行“台独”活动。美国素以“民主自由国家”标榜自己，因此，台湾当局借“自由”、“民主”之名行分裂祖国之实正中美国下怀。美国既可利用来阻遏中国的统一，又可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美国的“民主价值”。
四、美国扶持的经济“样板”与经济利益。台湾经济的发展更为美国所推崇，认为是美国对外援助获得成功的样板。60－70年代，台湾经济确实获得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到1993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000多亿美元，名列世界第20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名列世界第25位；对外贸易总额达1626亿美元，名列世界第12位；外汇储备近年来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由于美国的援助使得美国在台湾具有可观的经济利益。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几乎是美国一手通过“经援”、“军援”、低息贷款、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扶植的。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经济的发展，美台之间经济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台湾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度仍然比较高，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也在不断增大。目前，美国在台湾的投资累计有110多亿美元，并仍在不断增加。1995年以来美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近年来，台湾对美国的投资也在增多，现累计已达200亿美元。台湾的外汇储备名列世界前列，其外汇50%以上存放在美国，同时，台湾是美国国债在世界上的第二大买主和第6大贸易伙伴。1996年台湾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84.5亿美元，台湾向美国出口268.4亿美元，合计达453亿多美元，占台湾进出口总额的20.76%.另一方面，台湾一直是美国政府和军火商的重要目标。80年代，鉴于中美关系，受《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制约，美国售台武器有所控制，但从1979年至1989年，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金额达72.16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大幅提高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克林顿上台后，不断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增加对台湾的军售，为美国军火商提供了大量的订单。
五、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与和平演变的“桥头堡”。美国历届政府从其国家利益出发一直想控制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中国，或利用、或扼杀、或遏制。从国共内战到朝鲜战争和冷战这种战略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只是当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苏联的威胁时，才不得不正视中国的战略价值，并且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也并不是真心希望中国成为一支可以平衡美苏关系的独立力量。冷战结束后，美国相当一部分政要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框架，他们希望中国步苏联后尘，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一再声称要把中国纳入“现代国际社会”，即美国主控下的“后冷战时期国际新秩序”之中，其意思就是要中国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改造，“促使中国变成一个美国想要看到的中国”。尼克松要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正常途径”改变中国。至今美国仍不乏抱有尼克松这种观点的人。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与中国全面接触的过程中，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因此，台湾欲与大陆分裂分治的现实，美国从其战略价值考虑：一可阻止中国实现民族统一，二可通过台湾这个“民主窗口”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进程施加影响。
综上所述，美国几十年来之所以苦心营造美台“特殊关系”，正是看中了台湾对于美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利益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战略价值。
2.2.2军火贸易、维持现状与台独：一种相关分析
台湾不同于香港和澳门，台湾具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力量，从当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法统”政治，到李登辉当局的欺骗式的民主，再到扁政权的“全民政府”，不可否认台湾的民主政治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在台湾政治力量中一直有“统”派、“独”派和“不统不独”三种力量之争，而这也正是美国扶植并利用的对象。从历史上看，台湾当局似乎迷信军事力量，将军事实力看作与大陆对抗的主要支撑点。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两岸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台湾的军事战略也相应不断收缩。而这种收缩反映出台湾当局统一的诚意少了，而体现出维持现状和分离独立的趋势。
台湾的军事战略经历了“攻势作战”时期（1949-1969）、“攻守一体”时期（1969-1979）和“守势防卫”时期（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李登辉虽然在上台之初口头上表示仍奉行“攻守一体”的军事战略，但实际上已是“守势防卫”战略。[1]1979年之前，台湾军事战略中“进攻”的成分为主，说明台湾当局仍然有“返攻大陆、统一中国”的念头。1979年之后的“守势防卫”战略的潜台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我不理你，你也别来惹我”，说明台湾当局有保持既得利益或分裂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的意味。战略收缩的同时，台湾当局一直没有停止整军备战，尤其李登辉上台后加紧改革军事体制（改军政、军令二元化的军事体制为一元化的军事体制），极力推行“国军精实案”，扩大军事开支，1990年代以来，国军每年的军事开支都在100亿美元之上，人均军费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台湾扩张军事的目的在于：第一，推行台独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第二，增加未来两岸谈判的筹码；第三，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美国拉入台湾问题的矛盾中来。
台湾的军事扩张政策根源于美国的支持。正如中国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专家阎学通博士指出：“非常明确，美国实际上对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并不是采取遏制政策，仅仅是：我不希望你把我拉到战争边缘来，但如果你能和平实现独立的话，我会为你提供安全支持。因此，美国在李登辉宣布‘两国论’之后，宣布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又宣布对台出售E-2T预警机和F-16配件”。[1]因此，台湾维持现状和独立的选择在于美国军火的支持，每一种选择所迈的步子的大小在于台湾对美国支持力度的揣摩与把握。
2.2.3中国大陆在台湾军贸中的作用
本文之所以把中国大陆因素作为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一个外部动因，是因为美国和台湾进行军火贸易的意图都是针对大陆而来。美国方面是为了遏制与牵制，台湾方面则是为了对抗与分裂。因此中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和中美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台湾军贸市场的军火交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陆是美台军火贸易的激励、参照和试探因素。
激励与参照。美国在台海政策的实质是一种平衡政策，美国对台军售是因为美国想“维持台海军事力量平衡，促进两岸和平”。但是别有用心的美国往往把中国正常的军事现代化项目都渲染为武力攻取台湾的武器计划，因而不断刺激台湾的军事需求以制造对台大规模军售的借口。照此推理，台湾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终止对台军售，因为中国只要存在就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美国几乎每年都要发布关于中国或台海军事力量评估的报告，及时将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台湾加强军事力量的参照。例如美国国防部于1999年2月发布了《台海安全情势报告》，于2000年6约3日想美国国会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军事力量报告》，认为目前大陆没有能力攻打台湾，但是2010年之后，台湾如果无法继续取得先进武器，大陆将会取得台海间的优势地位。美国的这种做法意图其实是继续激励台湾购买军火，制造紧张气氛，台湾前“国防部长”郝柏村曾指出美国的报告其实无助于解决两岸问题。[2]
试探与调整。美国与台湾进行军火交易其实并非无所顾忌，而是不断地用军火贸易的份额或质量来试探中国的反应，以便美国根据中国的反应巧妙地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会惹得中国发动战争，这对于美国维护其在台湾以及亚太的战略利益时把握战略上的主动相当有利。
2.2.4客观中介：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中的杠杆作用
美国要达成其在台湾的战略利益，利用的就是军火这个客观中介。自军火贸易成为国家行为以来，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的杠杆作用不断为大国尤其是军事大国所利用。总结来讲，军火贸易的杠杆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沟通与重建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军火贸易能够达成更为长久的互惠合作，不仅是技术的合作，而且带来服务的合作，从而带来国家间关系的改善；鉴于武器装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世界各国均对军售持审慎态度。在美国，各军工企业虽表面上独立于政府，可以自行决定本公司的武器销售计划，但实际上，对外军售一直由美国政府全面掌握，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对外军售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一种重要工具。（2）造成别国预支安全成本的有力威慑。比如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则由此在两岸引发的准军备竞赛使得大陆与台湾不得不将足够甚至超过足够的安全成本投入到彼此军事力量对抗中来。国防或军事消费是一种纯消耗性的消费，对彼此的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牵制。（3）动民品贸易的国际准经济纽带。国内国际军火订货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效益（军火是高风险高利润的商品）；国际军火贸易与国际石油市场的关联度。国防工业的衍生效应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国内就业的稳定与提高；军火补偿贸易对民品的连带效应对本国国际贸易的间接贡献。（4）撬动对手国际战略调整的有力杠杆。军火贸易的进行，尤其是在有敌意的国家或地区间达成，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双方均势的失衡，失衡的国际局势必然使对手调整战略，以应对变化了的局势并寻找新的均势。这种杠杆作用导致的对手的战略调整的方向有两种：一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条件是对手在不均衡的军事力量对比中暂时妥协或让步（如中国对于美台军售所采用反制措施的一种结果）；二是对手也大量采购军火，从而引发冲突双方或潜在冲突双方的军备竞赛。对于军火贸易所可能引发的结果的预期，必须根据既定的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来分析其概率所处的区间。
对于美国，其对军火贸易输出的效用有三大期望。一是国家安全期望，即加强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军事援助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二是政治期望，即通过援助，作为交换政府可获得对外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的影响和接近其设施的权利；三是经济期望，即考虑武器转让的经济利益，认为它保证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健康发展，并降低了采购费用。在参联会1984财年的美国军事形势报告中这样写道：为了促进美国的利益，安全援助的战略目标有以下一些：（1）援助与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以保持其安全与独立；（2）促使美军获得通过权、领空飞行权、转运与基地使用权：（3）促进军队之间装备的标准化和相互可用性；（4）保证重要的原材料不间断供应；（5）尽可能大地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并且尽可能地减弱苏联的影响；（6）安全援助给国内带来的好处表现在促进工业基地的发展、降低装备生产的成本、保持和增加就业率、通过增加军品外销利润改进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1]因此，美国几乎历届总统都将军火外销作为政府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虽然卡特总统曾经实施过限制措施，但限制的结果却是军火出口继续保持正的增长。
美国对台军售在“以台制华”的总体战略之外，还有以下两重作用。其一，对台军售使美国帮助台湾新领导人稳定政权的阶段性策略。台湾新总统陈水扁上台以来，施政陷入困境，股市一度大跌，“行政院张”唐飞又于10月3日辞职，岛内人心惶惶，美国对台军售，既是对台湾当局发出的表示支持的信号，又有将岛内民众的视线从内部民生问题转移到“台湾安全”上来的意图。其二，美国售台军火还有拉取国内反华势力的选票赢得国内对其执政支持的作用。例如1992年布什为争取总统选票向台湾出售了150架F-16战斗机，这一点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据称，克林顿政府9月份在大选投票的关键时刻宣布对台军售计划，有“堵住小布什的嘴”、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戈尔拉票的用意。[2]
2.2美台军火贸易的内部机制
在一般的国民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和军火市场，起作用的基本机制是供求机制，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制约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所不同的是，价格理论或说价格机制是一般国民经济市场的最基本理论。而在军火市场的贸易中，与利益机制相比，价格机制已不再明显，换句话说，利益机制是影响和制约军贸市场的最基本机制，价格已经变得不十分重要。这里利益即是指的国家对通过军火贸易所获收益的综合效用评价。因此，军火贸易是一种垄断利润极高的贸易也就变得容易理解。
2.2.1利益机制与风险机制
如前所述，台湾军贸市场的运行机制主要为利益机制和风险机制。为了便于分析市场运行机制，本文将交易为交易双方和中国大陆带来的得益进行分解分析。以美台交易为例，美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在美台军火贸易博弈中的得益为（可按序数效用法划分效用次序，括号中的符号表示得益值得正与负）：
1.美国的预期得益：
（1）高额商业利润（+）；
（2）在台湾的势力巩固与利益介入（+）；
（3）遏制中国对台湾动武和中国的崛起（+）；
（4）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由美国的合作者变为不合作者，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受损（-）；
（5）中国对美国关闭部分市场，是美国在经济战中受损（-）；
（6）中国实施军贸反制策略，比如向美国的敏感地区出售武器，使美国的局部安全利益受损（-）。
2.台湾的预期得益：
（1）增强军力，提高独立或不统一的决心（+）
（2）加强与美国的政治联系（+）；
（3）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及合作（+）；
（4）中美关系的恶化，导致美台关系的脆弱性升级（外交风险）（-）；
（5）两岸军事对抗升级，使岛内政局更加不稳（内政风险）（-）；
（6）两岸对抗升级，影响岛内股市动荡，使岛内经济生态产生恐慌（经济风险）（-）；
（7）两岸关系紧张，影响岛内民众恐慌心理，对政府产生舆论压力（舆论压力）（-）。
3.中国的得益：主要表现在对国家统一的挑战、对国家尊严的挑战以及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资源的牵制与耗费。
当美国台湾不进行军火交易时，中国不动作，无损失；当美台交易时，
（1）保持沉默，则降格国家尊严与政策威信，台独猖獗国家统一大度增大（-）；
（2）在口头抗议或实施反制后，若美台撤销交易，则中国的正得益为保持沉默时损失绝对值的倍乘（+）；若反制后仍不成功，则中美关系更加恶化，两岸关系高度紧张，此时的负得益为保持沉默时损失绝对值的倍乘（-）；
每一项军火贸易都是交易双方在利益的诱因和风险的制约下达成的。对以上得益的判断相当复杂而困难，判断失误，可能会使参加交易的双方或中国大陆的利益受到损失，并使三方紧张关系升级，甚至引发局部战争。在此又一次说明了台湾军贸市场的脆弱性与敏感性，由于三方对己方战略得益的排序不同，另外由于信息的不完备，使得三方在采取策略时都会小心翼翼，试探行事。
2.2.2台湾军贸市场运行的机制模型
根据对军火交易方和中国大陆在交易时的得益分解分析，可以建立台湾军火贸易市场运行的机制简图如下：
三、美台军火贸易的博弈分析
前文已述，影响军火贸易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即美国的对台或对华政策、台湾的大陆政策和中国对台政策及自身实力的发展壮大。因此，美台军火贸易的发展在于中国大陆、美国和台湾之间政治力量对比的均衡或非均衡演进。
3.1影响美台军火贸易的政治因素
3.1.1阿扁的“国防政策”
从台湾当前的军事战略和“国防政策”来看，台湾当局一直在走加强武备、将军事力量作为分裂的支撑点。从陈水扁执政后的政治表现来看，其实并没有促进统一谈判的诚意，而是一直在回避“一个中国”的谈判原则，继续李登辉的暗独政策。近来更是加大了军火采购力度，努力扩大军火来源，并加强与美国等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据英国《情报文摘》周刊9月15日刊登的一篇题为《台湾采取伺机而动的策略》的文章说台伺机从欧洲多国联合军火企业购买武器。台湾人士说最近可能会签署一份金额相当大的订单，以购买由法意EUROSAM联合企业生产的“紫菀”-15导弹，用于台湾购自法国的“康定”级（“拉斐耶特”）级护卫舰的改装工作。过去，欧洲国家向台湾提供军备会招致北京的严厉制裁。荷兰和法国现在仍能感受到与台湾进行武器交易而导致的后果，其它欧洲国家已不敢向台湾提供军备。然而台湾认为，随着国防工业全球化的进行，现在欧洲大部分军备是由多国联合企业生产，因此今后与台湾进行军火交易时，中国会很难对某一个国家采取制裁措施。[1]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与马其顿于10月31日共同签署了军事合作备忘录，承诺双方建立军事交流与合作关系，这也是近年来台湾与欧洲国家政府首次签订官方军事合作备忘录。马其顿的国防力量虽然有限，1992年建军后至今地面部队仅约两万人，但马其顿由于位居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地理位置，美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曾因任务需要派驻当地，马其顿近来更以积极参与北约作为国防政策目标。台湾与马其顿加强军事关系，意图在于通过马其顿加强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军事交流。
因此，如果台湾政局不稳、或台湾当局依然找不处于大陆谈判的高招，将会继续以扩大军事需求作为提高自己生存信心的“强心剂”。
3.1.2中国大陆对台政策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是现代化的。前者谋求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统一和独立；后者则是民族国家的崛起、尊严和强盛。[2]可以说，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中国历史赋予的前一个主题直到今天仍旧没有完成。如果要从1840年算起，到今天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这种漫长的历史拖延与等待无论对于任何一届政府都会感到焦虑。虽然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是现代化，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诉求因这种历史问题的拖延而变得日益强烈。因此，当前中国大陆的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希望台湾问题无希望或无限期地拖下去。并且，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中国唯有解决好台湾问题才能满足国内日益高涨的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
可以预测，今后大陆的对台政策将是务实的、明确的，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大陆必须有战略级的时间表，而不是等待台湾过来谈判的一张空头的时间支票；对于问题的解决哪怕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中国也会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况且，早解决的收益大于晚解决的收益，任凭美国干涉下去的话，中国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1]因此大陆对台政策影响到台湾军贸市场，就是大陆会继续采取遏制和限制的措施来阻止西方国家对台军售。
3.1.3美国新的对台政策
考察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的众多的利益重叠和巨大的差异，中美关系的发展曾经并将继续游离于有限的合作和有限的冲突之间。[2]出了时代背景所规定的这个有限的区间，中美之间要么成为盟友，要么兵戎相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或加入WTO之后参与国际市场经济竞争的份额越来越大，中美之间的利益重叠将会越来越多，同时潜在冲突也会越来越多。但在对利益的机会成本的权衡中，美国将会仍以“全面接触”来取得其最大利益，而不是激怒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并且，“随着中国的强大（这一点是无法想当然地加以遏制的），中国在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恶化、能源危机、朝鲜半岛和谈等问题上的参与与合作对美国来说意义越来越重要”。[3]因此，美国今后的对台政策将会更多地考虑中国的情绪，美国将会继续在对两岸的平衡战略中获取“和平均势”下的红利。
美国的这种政策对于军火市场的影响是，美国会继续不断发布其关于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评估报告，鼓励台湾买军火，但美国将会在其对台军售前听一听中国的声音。据报道，美中将于2000年11月的APEC会议前后就武器输出达成协议。因为美国如果要中国限制出售武器给巴基斯坦、利比亚、伊朗等可能损及美国利益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就必须照顾中国的相对要求，遵守“八一七公报”，降低对台军售的质与量。因此如果协议达成，美国即使对台军售，应是双方都可以忍受的结果，而不是美国的一意孤行。[4]
3.1.4岛内因素
对于台湾政经局势未来的走向，并不是美国说了算，也不是民进党说了算，台湾人民有很大的发言权。当前台湾的基本利益实际上可概括为如下三原则：（1）保障台湾现有的生活方式及政治经济体制，即民主政治、自由化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和多元的公民社会。（2）发展经济，改善环境，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准，迈向已开发国家的行列。（3）维护和加强台湾的自主尊严，进一步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使台湾能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周边环境。[1]
对台湾民众而言，不希望有战争，保持现有利益是他们的基本愿望。因此，联合热爱和平拥护国家统一的台湾民众反对执政的民进党对台湾民众不负责任的军事扩张政策，促进台湾问题的早日和解，反映渴望和平维护岛内民众的长远利益，或许正是国民党与亲民党等在野党政坛崛起的历史机遇。
3.1.5国际因素
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着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与动荡。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略喘一口气的东南亚诸国决不希望再来一场破坏性更大的战争，因此除了日本，东亚和东南亚的周边国家都希望双方克制，和平解决问题，不要动武。另一方面，台湾军贸市场情势也是东南亚军贸市场的晴雨表，台湾大肆军购，台海紧张升级造成亚太局势不稳定，引发东南亚国家又开始购买军火。但是，周边国家仍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观察着台海局势，并且不会将自己卷入战争。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近日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不管是出于台独的挑衅或北京的武力统一，大多数东盟国家都不可能介入，直接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或允许美军从东南亚发动战斗任务，顶多像新加坡一样，对美国提供后勤支持。即便唯一可能例外的菲律宾，也得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而美国也得为使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付出昂贵的政治资本，可能引发极大的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台湾军贸市场的发展，周边国家实际上持一种反对的态度。
3.2美台军火贸易的博弈分析
分析美台军火贸易，除了考虑政治要素，还要考虑台湾军贸市场的两个内部要素，一是台湾武器装备发展的策略选择，即分析其进行军火交易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二是分析台湾与别国进行军火交易的策略选择，即在考虑美国和中国大陆因素下的市场博弈。
3.2.1台湾武器装备发展的策略选择
自从1970年代中期，台湾在购买武器上就强调“国防自主”，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为加强军事科研与生产能力，在引进许可证和有关军事技术的同时，台湾当局还广泛动员民间企业、充分利用军外力量组成“军民联合企业”参加“国防部”支持与指导下的科研与生产活动。[2]1990年代以来，台湾更时强调针对自身的“国防需要”，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和生产。现在台湾已经能够发展多种武器系统，其中包括小型武器、火炮系统、水面舰艇、装甲车辆、6种战术导弹以及超音速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例如台湾制造的“经国号”战斗机组合了很多美国先进技术，其中包括复合材料结构、能遥控的驾驶仪（Fly-by-wire ）飞行控制系统、先进的座舱仪表、超视距外轰炸封锁（air-interdiction）能力。虽然台湾在军事研究和生产的有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其军事工业基础仍然薄弱。总体而言，在台湾开展的军事科研活动仍非常有限，它的整体武器制造水平还处于低技术层次，即只能生产小型武器、大炮系统以及船体制造，先进武器技术的研发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国外技术和武器系统。例如“经国号”战斗机的制造就是采用来自通用动力公司、联合信号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技术或分系统。
然而，近年来台湾武器装备的发展主要的策略是购买整套武器系统的现货，“国内”的研制与生产只是其辅助策略。原因在于：第一，立足本岛进行研究开发，成本高而收益低。因为台湾基本不出口武器，所以本岛自产自销不能产生武器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正如台湾的前“国防部长”在1994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想台湾这样的国家要制造自己需要的所有武器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1]第二，保持及增加与美国的军火贸易，可以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准军事联盟关系，在迎合美国战略意图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战略意图。台湾要想争取国际空间，就必须扩大与外国势力（尤其政治强权）的联系。因此，台湾说想发展“自主国防”，其实并不是真正要独立自主，而是要在外界的支持下不断积蓄力量并寻找分裂或独立的机会。从这个层面分析，台湾本质上不想要“国防独立”，而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做到“国防独立”。
因此，台湾武器发展的策略是对外采购为主，自己研发为辅。另一方面，台湾为减少过于对美国武器依赖所带来的风险，于是努力扩大军火来源。但是这又存在困难，不是美国不让，就是中国大陆不让。因此，台湾军贸市场在美国一家垄断的情况下，再加上中国大陆的“反对与破坏”，导致台湾军火贸易的交易成本比一般的军火市场高出许多。在这种扭曲的市场情势下，军火贸易贿赂丑闻时有发生；并且，为求能够继续获得美方提供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台湾有时不得不接受一些美方强迫推销来的某些淘汰的“次级品”、或者若干对战备非绝对需要的奢侈装备。[2]
3.2.2美台军火贸易博弈
博弈论作为一种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来源于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合作或对抗的人类活动和行为，它注重研究个人或集体行为中各个方面、各个个体（集团）之间的对抗、依赖和制约。军火市场中交易与不交易、交易量的确定、交易时机的选择都是关于交易方和“破坏者”策略选择的问题，因此可用博弈理论来分析美台军火贸易的发展与走向。有中国参与制约的美台军火交易模型构成一个复杂的三方博弈，本文只作简要分析。
1.军火贸易的博弈方及其策略集
（1）博弈方：包括交易方（美国和台湾）和“破坏者”（中国大陆）。
（2）各博弈方可选择策略的集合：
军火贸易是一种有着丰富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的外交杠杆，与台湾的军火贸易也就成了大国介入台湾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到《与台湾关系法》，美国源源不断地向台湾输出军火，以巧妙攫取“立足台湾、牵制中国”的战略利益。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美台断交”到1998年底，美国售台武器33批，总价值高达346.7亿美元，平均每年达17亿美元。自1995年开始，台湾地区开始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军贸市场。斯德哥尔摩专门研究武器市场问题的国际和平研究所（简称SIPRI ）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1998年，台湾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常规武器买主。”[2]这既是说台湾已经成为世界最为重要的军贸市场之一。台湾问题因而成为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尤其是中美矛盾的焦点。因此，研究美台军火贸易的特点和内部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中美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且有助于把握我国统一所面临的困境。
军火贸易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它应是一种集体选择问题。作为一种集体选择，本文假设军火贸易的选择都符合集体理性。事实上，集体选择基于国家利益，其行为应是理性的。当然，影响军火贸易的因素非常复杂，比如有时就受总统选举的影响，即某位总统候选人为了拉取选民的选票可能会一时批准军售。虽然如此，他仍要受国家利益的制约，执政后仍会保持其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即个人理性不可能离开集体理性太远。因此，本文认为，进行军火贸易双方的行为选择符合“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即双方的选择都是为了得到集体效用的最大化。这种集体效用是一个综合体，包括经济收益评价、国家尊严评价、安全威胁评价、执政党威信的评价以及国家战略达成度的评价等分指标。综合的集体效用评价是这些分指标加权值的和，进行军火贸易所获得的综合集体效用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随军火贸易量或质的变化而变化；在军火贸易量或质一定的情况下，综合集体效用评价又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综合集体效用的变化情况可用序数效用来表征。因此，分析军火贸易这种集体选择行为就可以用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来进行分析。
一、美台军火贸易的历史、现状与特点
1.1美台军火贸易的历史回顾
二战以后，美台军贸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3年，这一时期，台湾的武器装备、弹药，乃至零备件的供应，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的军援，当地只能生产一些简单的轻武器以辅“美援”之不足。1949至1965年间，美国对台直接军事援助约为25亿美元，约占台湾军事开支的一半。军事援助虽不是军火贸易，但从此使台湾与美国绑在了一起，促成了美台军火贸易的发端。
本文将美台军火贸易的现状界定为1996年台海危机以来的态势与发展。无庸讳言，1996年的台海危机对海峡两岸的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从表6可以看出，台湾1997和1998年的武器装备对外采购费几乎是1996年的3倍，说明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加大了对外军事采购。2000年既是台湾的大选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火贸易更是浪潮迭起。2000年，美国三度宣布对台军售，分别在4月、7月和9月底。2000年4月，美国同意向台湾出售“铺路爪”长程预警雷达；同年7月，美国向台湾出售的价值3.56亿美元的军火中包括了一大批电子/信息战装备；同年9月28日，美国国防部不顾中国的强烈抗议，再度宣布售台价值13.0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数量之大、涵盖范围之广（包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为历年所罕见。最近的这次军售包括四笔武器装备，一是射程达50公里的AIM-120C超音速中程空空导弹200枚及LAU-129导弹发射器292具，总计1.5亿美元。这种导弹用以取代AIM-9“响尾蛇”导弹，以强化F-16战斗机的作战能力。二是RGM-84L 渔叉导弹71枚，渔叉训练导弹6枚，舰上发射暨控制系统10座及其相关设施，价值2.4亿美元，用于增强台军“成功级”导弹巡防舰的反舰能力。三是M109A5型155毫米口径自动火炮146门，M2机枪79挺，AN/PVS-7B夜视系统160套等，价值4.05亿美元，以改善台湾军舰对地作战能力。四是改良型机动通信电子系统及相关设施。这是四笔军售中金额最大的一笔，价值5.13亿美元，主要是为各野战单位提供“具备保密功能的战术语音和信息传输系统，继续提升台军战术通讯能力”。[1] 目前来看，台湾的军火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这其中，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支持台独是外部势力为台湾军火市场制造需求的外因；另一方面，台湾方面更是不断地根据美式的作战理论提出自己的军事需求。据《台北时报》10月15日报道，台湾军方已于10月14日决定在2001年的“国防预算”中拨专款30亿新台币用于电子/信息战技术与装备的研发。这是台湾军方高层领导自青睐美国“军事变革”理念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投资计划，该项投资计划覆盖了与电子/信息战有关的各种软件与硬件技术和装备，共包括“天频”、“黄蜂”、“强汉”、“烨雷”、“频管”、“脉护”、“资安”、“庐山”及“翔升”等11项分计划。其中“资安（Chihan）”和“脉护（Maihu ）”计划是台湾军方投资倾斜的重点。“资安”计划即信息安全计划，目的是防范解放军透过计算机病毒攻击台军事计算机系统，并防范数据传输过程中遭到拦截。“脉护”计划即脉冲保护计划，用以反制解放军所发展的“电磁脉冲”效应（通常一个小型核爆所产生的电磁脉冲将可破坏、瘫痪计算机操作系统），藉以保护计算机持续运转并保护计算机数据库中的所有资料。
从台军军事战略的理论背景分析，台军当前大力发展信息战技术深受美军“军事变革（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思想的影响。军事变革思想反映在美军《2010年联合构想》中，要点包括：以战场信息收集整理、实时分析分配和使用信息对抗为目标的信息优势；以海、空持续稳定的大流量补给为目标的后勤优势；以海、陆、空、天、信息一体化机动作战为目标的机动优势；以多层次、多兵器种类为依托的全方位防御优势；在上述几种优势基础上构建精确打击优势等等。在吸收美军作战理论基础上，台军方提出了一种“高维作战模式”，该模式将现代战争形态按优先级排序为信息战、电子战、太空战、制空战和地面战，层级靠后的战争形态要受制于靠前的战争形态，而信息战和电子战则居于主导地位。这样一种模式构想无疑会使台军的作战理念发生根本性变化。台军近年来一直为此做着不懈的努力，在台湾向美国采购的军火中，几乎每次都有大量的关于信息侦集、分析整合、通联处理和通信指挥类的电子装备。同时，台湾军方近年来加大了对本岛以中科院（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为主导的高科技园区的投资，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发展与作战理论相一致的关键技术并加强技术储备。
从台军武器装备发展的功效目的层面分析，台湾军方的信息战投资计划亦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购自美国的信息战武器装备的效能而进一步完善与之匹配的信息战基础设施。台湾从美国购买的“铺路爪”长程预警雷达预警范围可达3000公里，届时，台湾军方靠戴上美国的这副洋眼镜将能够窥视包括大陆海岸线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为了反制解放军近年来在点穴战、电子战领域技战术的发展，台军武器装备发展的战略转变为一方面对美大肆采购先进装备，另一方面则依托本岛信息产业技术优势，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战技术与装备，塑造与美式先进装备相匹配的信息战技术基础，以期与大陆继续对抗。从台湾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的衍生效应层面分析，台军这项电子/信息战技术装备研发计划的启动，必将再次扩大美国台湾之间军事合作的缺口，对美国将来的军售提供了需求；美台合作的拓展，台湾将更加主动接受美国军事思想的殖民与衍生；并且，美台军事合作的加深与扩大，又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制造了机会。
1.2台湾军贸市场的基本特点
根据以上对台湾军贸市场较为全面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可以从市场态势、产品结构、利益结构和市场的脆弱性与敏感性等方面归纳出台湾军贸市场的基本特点。
1.2.1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
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军贸市场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第一，随着冷战结束、东西方形势的缓和，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削减军事预算，发展中国家因债务增多或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缺乏购买先进武器的资金，导致全球武器需求量减少；第二，西欧国家或西欧军团武器出口能力大大增强，巴西、以色列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开始以较强的竞争力进入国际军贸市场，使得军火市场中的竞争不断加剧，全球军火市场开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1]然而，在大国利益的冲突中存在的台湾军贸市场并没有成为买方市场，仍然是一种卖方垄断或寡占的市场，市场寡头便是美国。这期间虽然台湾也购买过法国、德国和荷兰等国的武器装备，但数量有限；另一方面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没有形成持续向台湾军售的局面。原因在于，第一，由于历史的原因，使美国与台湾保持着一种非正常的关系，基于中美三个公报的法理基础，造成了美国对台湾军售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2]第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自恃为超级大国搞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利用台湾问题作为确保美国东亚利益、遏制中国崛起的支点，美国对台湾军售实际执行的是其国内通过的“法律”——《与台湾关系法》；第三，中国作为日益发展壮大的东方大国以自身的实力与国际作为不断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核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美国，西方其他国家不会轻易冒险在对台湾军售问题上贪图一时之利。另一方面，华约解散，美国成为北约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西方其他国家染指台湾将会被看作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当然，不排除偶尔有西方国家在美国的默许下对台湾军售。因此台湾军贸市场依然是一个由美国卖方垄断的军火市场。
1.2.2军贸市场产品结构
台湾军贸市场中交易的产品可以说集中了国际军火贸易中所有的产品形式。从这一点来说，台湾军贸市场是国际军贸市场的浓缩，市场中的产品既包括有形产品（如武器装备成品和零部件），又包括无形产品，如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另外还包括了军事训练服务、军事合作关系和武器装备使用权的出租与转让。台湾军贸市场中的产品结构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武器装备成品和零部件。这是美国军火贸易的大宗，如美国1992年向台湾出售的150架F-16战斗机及其零部件。
技术与服务贸易（补偿贸易形式中的许可证生产和合作生产）。台湾很多号称是自己制造的武器系统，实际上都是按照国外的设计或大量地利用外国的技术、零部件和系统综合技术，这些技术大多数由美国进口。例如，台军的新型“成功”级导弹护卫舰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佩里”级舰艇的许可证生产的。而“成功”号上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它的雷达、声纳、武器控制系统和电子对抗）都是买美国的成品。[1]另外，台湾在其导弹系列的研发过程中，美国都提供了关键的技术。
军事思想与军事训练。利用军火交易达成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近来开始对台湾输出军事思想，如关于军事变革的理念，美国宣扬“海、陆、空、天和信息5维空间联合作战一体化”概念，美台近年的军售中，除了先进的海陆空武器，还有大量用于信息侦测收集、通信联络处理和通信指挥等的电子装备。美国除了为台湾培训飞行员和军事技术员，2000年6月，美国西点军校、海军军官学校和空军军官学校还首次接收了3名台湾军人。
联盟关系。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表面上看去是武器装备，其实双方是在通过军火贸易达成一种军事合作与联盟关系。
1.2.3台湾军贸市场利益结构
台湾军贸市场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独特的市场利益结构。在台湾军贸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主体主要是台湾和美国[2]，但每一项军火交易的达成不仅涉及交易双方的利益，而且涉及中国大陆的利益，最终造成交易双方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对策博弈。
台湾军贸市场的利益结构具体而言即是，当台湾和美国之间达成军火交易时，从效用评价上美国和台湾将有正的得益，而美台军火交易的达成将损害中国大陆的国家利益，因而中国大陆的得益为负值。当美国和台湾之间不进行军火交易，交易双方无得益也无损失，这时有利于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当中国挫败别国与台湾的军火交易时，交易双方的得益将为负值，中国大陆的得益为正值。
这种得益不仅指直接的经济利益，还包含政治利益和军事安全利益，以及国家的威信与尊严方面的考虑。总之，台湾市场上军火贸易的得益是一种对国家利益综合效用的评价。
1.2.4台湾军贸市场的敏感性与脆弱性
就国际政治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过于依赖强权生存，乃是十分危险的事，一旦强权自身的利益凌驾于以依赖国（或地区）的利益之上，受到损害的绝对是依附强权生存的国家（或地区）。台湾军贸市场是一个寡占的军火市场，而台湾寻求的也正是对美国强权的依靠。根据经济学投资理论中“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理，因此台湾和美国利用军火贸易开展合作，对台湾而言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模糊政策的实质是为了维护台海之间的平衡，失去哪一方都会损害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这种政策使得美国不会因为台湾问题轻易冒险与中国开战。因此，当时代的发展要求美国不得不与中国在某个国际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时，台湾独立的空间将更加缩水，这就是台湾军贸市场的脆弱性。
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很多，包括贸易、人权、打击恐怖主义、军控与裁军等方面，中美关系中个别因素的变化将造成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变化，这就是台湾军贸市场的敏感性。
二、美台军火贸易的市场动因与内部机制
由于军火贸易包含丰富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因素，因而军火市场所要交换的已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从而军火贸易市场的机制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机制，本文归结为利益机制（或综合利益杠杆），这种利益是关于本国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和尊严等因素的效用评价的加权和。另一方面，军火市场中双方进行交易时，由于这种交易可能造成第三方的安全威胁，则第三方就会以“破坏者”的身份介入交易双方的利益边界，从而为交易双方带来风险。这种风险与利益的组成要素相对应，主要表现为政治外交风险、经济风险和军事冲突风险。因此，从市场运行机制方面说，军火贸易市场的运行机制是具有综合效用的利益（激励）与风险（约束）机制，而一般的国际民品贸易市场的运行机制则是主要经济意义上的利益与风险机制。由于涉及因素多，加权评价的困难，军火贸易市场的复杂性也就在于此。
2.1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动因分析
台湾军贸市场之所以存在，在于有交易的需求和可能。交易的需求是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根本动因，这种需求来自美国的外部需求和台湾的内部需求。归纳来说，台湾军贸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外部动因有两个，一是美国对台湾的战略利益需求，二是中国统一国家的民族需求；台湾军贸市场存在与发展的内部动因也可分解为两个，一是台湾为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加强自身防卫（或增加未来两岸谈判筹码）的军事需求；二是台独势力为分裂祖国所产生的军事需求和外交需求（美国支持以及与一些小国签订军事合作协议）。内外部动因中，美国和台湾的需求是相容的或一致的；而中国大陆与美国和台湾则是相对立的。由于军火这种特殊商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使其天然成为满足美国和台湾利益需求的客观中介。
2.2.1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企图
美国历届政府对台政策时有变化，但其始终把与台湾的关系视为美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和全球战略利益中的一个重要筹码。这种认知首先在于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和对中国发展壮大的“潜在不安”。第一，美国欲维护其在亚大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的霸权利益。战后，随着国际形势和美国自身力量的深刻变化，使其无法象战后初期那样为所欲为，但它谋取全球霸权利益的决心不但不肯丝毫放弃，而且还想维继和扩大。在对华政策上，美国认为只有使台湾与大陆长期分裂分治，才会在最大限度上阻遏中国的崛起，从而维护住它在这个地区的既得利益。为此，“美国可以做任何事情来满足美台关系的需要”：“美尽力保障台湾的安全”：“台湾安全仍是美对台政策中最重要的考虑之一”：“美国在亚洲有重大利益，美国不会放弃同台湾的友谊，并将信守对台湾安全的承诺。”[1]第二，美国始终认为冷战后中国的发展构成其地区和全球利益的“最大威胁”。在美国亲台反华认为“中国从现在起的20年内能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中国“加强军事能力的许多方面从潜在意义上说的确威胁到美的国家利益和中国邻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1996年2月9日在美国国会所作的证词中直言不讳：“展望今后几十年，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我们正在奉行一项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以便设法遏制这种潜在威胁。”[2]
其次，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台湾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台湾北临东海，东北接琉球群岛，东滨太平洋，南接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邻，西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福建省相望，最近处仅130公里。在西太平洋航道上，北起千岛群岛经日本群岛、琉球、台湾、菲律宾群岛至南部的印尼群岛西部形成一条弧线，台湾正处于这条弧形岛链的中枢，使台湾岛恰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可以想见。美国欲在东亚地区获得海上控制权，上述弧线是决不能被割裂的。在这点上，美日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日本亦视此线为其海上生命线，日本每年大量原材料、燃料等的进口和商品的出口大多要经过此道。美国在扶植日本的同时，趁蒋介石败退台湾之机，乘虚而入。时任盟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多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台湾在战时“可以比作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供应舰”。艾森豪威尔也认为：“如果我们把福摩萨（台湾）丧失给共产党人，我们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形势将严重地——可能是致命地——受到损害”。因此，冷战时期美国形成一种“固有看法”：对美国来说，台湾可以用作集结部队的基地，空军的行动基地，控制附近舰船航行的基地；如果被“敌方”控制了台湾，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线以及从冲绳到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造成“威胁”。正因为如此，即使在国际形势缓和、中美关系走上正常化之途的时候，美国政府仍然抓住台湾不放直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继续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发展与台湾当局的军事关系，增加对台的军售，阻挠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
二、保持与台湾的“特殊关系”是增强盟国对美国的信任需要。美国知道在东亚地区要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利益，单枪匹马是难以实现的。所以，美国曾在1954年就竭力拼凑“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还与东亚一些国家缔结双边或多边军事协定，企图把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连成一片，藉以所谓防止“共产党的侵略”。为了遏制新中国，甚至不惜采取“封锁政策”。冷战时期，东亚一些国家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也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不得不在政治、军事上与美国结盟，成为美国的“盟友”。因此美国认为“放弃”对台湾当局的支持，就可能加速中国的统一进程，从而构成对其盟友的“威胁”，这就会使其盟友产生迟早也会被美国抛弃的想法，不利于美国利用盟国来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所以美国一再声称不会抛弃老朋友。
三、台湾在美国政治战略中的“窗口”价值。在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着手推动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党务革新”等在内的“政治革新”。李登辉主政后，着手“宪政改革”。1988年“开放报禁”，1989年“开放党禁”，1991年5月1日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使台湾的政治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90年开始，在李登辉主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宪政改革”措施，逐步实现国民党及其“政权”的“非蒋化、本土化、多元化、年轻化”，以改变蒋氏家族统治时代所形成的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在此过程中，李登辉培植李氏势力，并逐步实现权力向李登辉手中集结，不断巩固其统治地位。1992年底进行了第二届“立法委员”的选举，1993进行“行政院院长”换马、地方县市长选举，1994年又进行了地方县市议员、议长及乡镇市长和省、市长选举，造成一种所谓“民主政治”的氛围。在1995年进行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之后，李登辉认为给自己的“总统”一职完成“法律”手续、维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条件已经具备，故而不顾国民党内以非主流派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反对，违反“诚信”再次表示要参选“总统”，并于1996年3月当上了所谓的“民选总统”。美国朝野对台湾的所谓“民主进程”赞不绝口，其亲台反共势力更是大力鼓吹和支持李登辉以“主权在民”为名在中国的一个地区搞“民选总统”，并扶持民进党大肆进行“台独”活动。美国素以“民主自由国家”标榜自己，因此，台湾当局借“自由”、“民主”之名行分裂祖国之实正中美国下怀。美国既可利用来阻遏中国的统一，又可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美国的“民主价值”。
四、美国扶持的经济“样板”与经济利益。台湾经济的发展更为美国所推崇，认为是美国对外援助获得成功的样板。60－70年代，台湾经济确实获得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到1993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000多亿美元，名列世界第20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名列世界第25位；对外贸易总额达1626亿美元，名列世界第12位；外汇储备近年来一直名列世界前茅。
由于美国的援助使得美国在台湾具有可观的经济利益。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几乎是美国一手通过“经援”、“军援”、低息贷款、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扶植的。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经济的发展，美台之间经济关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台湾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度仍然比较高，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也在不断增大。目前，美国在台湾的投资累计有110多亿美元，并仍在不断增加。1995年以来美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外资来源国。近年来，台湾对美国的投资也在增多，现累计已达200亿美元。台湾的外汇储备名列世界前列，其外汇50%以上存放在美国，同时，台湾是美国国债在世界上的第二大买主和第6大贸易伙伴。1996年台湾从美国的进口额为184.5亿美元，台湾向美国出口268.4亿美元，合计达453亿多美元，占台湾进出口总额的20.76%.另一方面，台湾一直是美国政府和军火商的重要目标。80年代，鉴于中美关系，受《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制约，美国售台武器有所控制，但从1979年至1989年，美国出售给台湾的武器金额达72.16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大幅提高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克林顿上台后，不断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增加对台湾的军售，为美国军火商提供了大量的订单。
五、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与和平演变的“桥头堡”。美国历届政府从其国家利益出发一直想控制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中国，或利用、或扼杀、或遏制。从国共内战到朝鲜战争和冷战这种战略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只是当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受到苏联的威胁时，才不得不正视中国的战略价值，并且美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也并不是真心希望中国成为一支可以平衡美苏关系的独立力量。冷战结束后，美国相当一部分政要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框架，他们希望中国步苏联后尘，放弃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一再声称要把中国纳入“现代国际社会”，即美国主控下的“后冷战时期国际新秩序”之中，其意思就是要中国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改造，“促使中国变成一个美国想要看到的中国”。尼克松要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正常途径”改变中国。至今美国仍不乏抱有尼克松这种观点的人。克林顿政府的“全面接触”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在与中国全面接触的过程中，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因此，台湾欲与大陆分裂分治的现实，美国从其战略价值考虑：一可阻止中国实现民族统一，二可通过台湾这个“民主窗口”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进程施加影响。
综上所述，美国几十年来之所以苦心营造美台“特殊关系”，正是看中了台湾对于美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利益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战略价值。
2.2.2军火贸易、维持现状与台独：一种相关分析
台湾不同于香港和澳门，台湾具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力量，从当年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法统”政治，到李登辉当局的欺骗式的民主，再到扁政权的“全民政府”，不可否认台湾的民主政治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在台湾政治力量中一直有“统”派、“独”派和“不统不独”三种力量之争，而这也正是美国扶植并利用的对象。从历史上看，台湾当局似乎迷信军事力量，将军事实力看作与大陆对抗的主要支撑点。随着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两岸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台湾的军事战略也相应不断收缩。而这种收缩反映出台湾当局统一的诚意少了，而体现出维持现状和分离独立的趋势。
台湾的军事战略经历了“攻势作战”时期（1949-1969）、“攻守一体”时期（1969-1979）和“守势防卫”时期（1979年至今）三个阶段。李登辉虽然在上台之初口头上表示仍奉行“攻守一体”的军事战略，但实际上已是“守势防卫”战略。[1]1979年之前，台湾军事战略中“进攻”的成分为主，说明台湾当局仍然有“返攻大陆、统一中国”的念头。1979年之后的“守势防卫”战略的潜台词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我不理你，你也别来惹我”，说明台湾当局有保持既得利益或分裂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的意味。战略收缩的同时，台湾当局一直没有停止整军备战，尤其李登辉上台后加紧改革军事体制（改军政、军令二元化的军事体制为一元化的军事体制），极力推行“国军精实案”，扩大军事开支，1990年代以来，国军每年的军事开支都在100亿美元之上，人均军费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台湾扩张军事的目的在于：第一，推行台独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第二，增加未来两岸谈判的筹码；第三，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将美国拉入台湾问题的矛盾中来。
台湾的军事扩张政策根源于美国的支持。正如中国国际安全问题研究专家阎学通博士指出：“非常明确，美国实际上对台湾分离主义分子并不是采取遏制政策，仅仅是：我不希望你把我拉到战争边缘来，但如果你能和平实现独立的话，我会为你提供安全支持。因此，美国在李登辉宣布‘两国论’之后，宣布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另一方面，又宣布对台出售E-2T预警机和F-16配件”。[1]因此，台湾维持现状和独立的选择在于美国军火的支持，每一种选择所迈的步子的大小在于台湾对美国支持力度的揣摩与把握。
2.2.3中国大陆在台湾军贸中的作用
本文之所以把中国大陆因素作为台湾军贸市场发展的一个外部动因，是因为美国和台湾进行军火贸易的意图都是针对大陆而来。美国方面是为了遏制与牵制，台湾方面则是为了对抗与分裂。因此中国对台政策的转变和中美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台湾军贸市场的军火交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大陆是美台军火贸易的激励、参照和试探因素。
激励与参照。美国在台海政策的实质是一种平衡政策，美国对台军售是因为美国想“维持台海军事力量平衡，促进两岸和平”。但是别有用心的美国往往把中国正常的军事现代化项目都渲染为武力攻取台湾的武器计划，因而不断刺激台湾的军事需求以制造对台大规模军售的借口。照此推理，台湾问题不解决，美国就不会终止对台军售，因为中国只要存在就必须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
美国几乎每年都要发布关于中国或台海军事力量评估的报告，及时将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台湾加强军事力量的参照。例如美国国防部于1999年2月发布了《台海安全情势报告》，于2000年6约3日想美国国会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年度军事力量报告》，认为目前大陆没有能力攻打台湾，但是2010年之后，台湾如果无法继续取得先进武器，大陆将会取得台海间的优势地位。美国的这种做法意图其实是继续激励台湾购买军火，制造紧张气氛，台湾前“国防部长”郝柏村曾指出美国的报告其实无助于解决两岸问题。[2]
试探与调整。美国与台湾进行军火交易其实并非无所顾忌，而是不断地用军火贸易的份额或质量来试探中国的反应，以便美国根据中国的反应巧妙地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会惹得中国发动战争，这对于美国维护其在台湾以及亚太的战略利益时把握战略上的主动相当有利。
2.2.4客观中介：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中的杠杆作用
美国要达成其在台湾的战略利益，利用的就是军火这个客观中介。自军火贸易成为国家行为以来，军火贸易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的杠杆作用不断为大国尤其是军事大国所利用。总结来讲，军火贸易的杠杆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沟通与重建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军火贸易能够达成更为长久的互惠合作，不仅是技术的合作，而且带来服务的合作，从而带来国家间关系的改善；鉴于武器装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世界各国均对军售持审慎态度。在美国，各军工企业虽表面上独立于政府，可以自行决定本公司的武器销售计划，但实际上，对外军售一直由美国政府全面掌握，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法规。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对外军售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一种重要工具。（2）造成别国预支安全成本的有力威慑。比如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则由此在两岸引发的准军备竞赛使得大陆与台湾不得不将足够甚至超过足够的安全成本投入到彼此军事力量对抗中来。国防或军事消费是一种纯消耗性的消费，对彼此的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牵制。（3）动民品贸易的国际准经济纽带。国内国际军火订货带来的直接的经济效益（军火是高风险高利润的商品）；国际军火贸易与国际石油市场的关联度。国防工业的衍生效应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国内就业的稳定与提高；军火补偿贸易对民品的连带效应对本国国际贸易的间接贡献。（4）撬动对手国际战略调整的有力杠杆。军火贸易的进行，尤其是在有敌意的国家或地区间达成，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双方均势的失衡，失衡的国际局势必然使对手调整战略，以应对变化了的局势并寻找新的均势。这种杠杆作用导致的对手的战略调整的方向有两种：一是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条件是对手在不均衡的军事力量对比中暂时妥协或让步（如中国对于美台军售所采用反制措施的一种结果）；二是对手也大量采购军火，从而引发冲突双方或潜在冲突双方的军备竞赛。对于军火贸易所可能引发的结果的预期，必须根据既定的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来分析其概率所处的区间。
对于美国，其对军火贸易输出的效用有三大期望。一是国家安全期望，即加强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军事援助有助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二是政治期望，即通过援助，作为交换政府可获得对外国政界和军界领导人的影响和接近其设施的权利；三是经济期望，即考虑武器转让的经济利益，认为它保证了美国国防工业的健康发展，并降低了采购费用。在参联会1984财年的美国军事形势报告中这样写道：为了促进美国的利益，安全援助的战略目标有以下一些：（1）援助与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以保持其安全与独立；（2）促使美军获得通过权、领空飞行权、转运与基地使用权：（3）促进军队之间装备的标准化和相互可用性；（4）保证重要的原材料不间断供应；（5）尽可能大地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并且尽可能地减弱苏联的影响；（6）安全援助给国内带来的好处表现在促进工业基地的发展、降低装备生产的成本、保持和增加就业率、通过增加军品外销利润改进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1]因此，美国几乎历届总统都将军火外销作为政府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虽然卡特总统曾经实施过限制措施，但限制的结果却是军火出口继续保持正的增长。
美国对台军售在“以台制华”的总体战略之外，还有以下两重作用。其一，对台军售使美国帮助台湾新领导人稳定政权的阶段性策略。台湾新总统陈水扁上台以来，施政陷入困境，股市一度大跌，“行政院张”唐飞又于10月3日辞职，岛内人心惶惶，美国对台军售，既是对台湾当局发出的表示支持的信号，又有将岛内民众的视线从内部民生问题转移到“台湾安全”上来的意图。其二，美国售台军火还有拉取国内反华势力的选票赢得国内对其执政支持的作用。例如1992年布什为争取总统选票向台湾出售了150架F-16战斗机，这一点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据称，克林顿政府9月份在大选投票的关键时刻宣布对台军售计划，有“堵住小布什的嘴”、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艾尔·戈尔拉票的用意。[2]
2.2美台军火贸易的内部机制
在一般的国民经济领域里的市场和军火市场，起作用的基本机制是供求机制，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制约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所不同的是，价格理论或说价格机制是一般国民经济市场的最基本理论。而在军火市场的贸易中，与利益机制相比，价格机制已不再明显，换句话说，利益机制是影响和制约军贸市场的最基本机制，价格已经变得不十分重要。这里利益即是指的国家对通过军火贸易所获收益的综合效用评价。因此，军火贸易是一种垄断利润极高的贸易也就变得容易理解。
2.2.1利益机制与风险机制
如前所述，台湾军贸市场的运行机制主要为利益机制和风险机制。为了便于分析市场运行机制，本文将交易为交易双方和中国大陆带来的得益进行分解分析。以美台交易为例，美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在美台军火贸易博弈中的得益为（可按序数效用法划分效用次序，括号中的符号表示得益值得正与负）：
1.美国的预期得益：
（1）高额商业利润（+）；
（2）在台湾的势力巩固与利益介入（+）；
（3）遏制中国对台湾动武和中国的崛起（+）；
（4）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由美国的合作者变为不合作者，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受损（-）；
（5）中国对美国关闭部分市场，是美国在经济战中受损（-）；
（6）中国实施军贸反制策略，比如向美国的敏感地区出售武器，使美国的局部安全利益受损（-）。
2.台湾的预期得益：
（1）增强军力，提高独立或不统一的决心（+）
（2）加强与美国的政治联系（+）；
（3）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及合作（+）；
（4）中美关系的恶化，导致美台关系的脆弱性升级（外交风险）（-）；
（5）两岸军事对抗升级，使岛内政局更加不稳（内政风险）（-）；
（6）两岸对抗升级，影响岛内股市动荡，使岛内经济生态产生恐慌（经济风险）（-）；
（7）两岸关系紧张，影响岛内民众恐慌心理，对政府产生舆论压力（舆论压力）（-）。
3.中国的得益：主要表现在对国家统一的挑战、对国家尊严的挑战以及对国家政治经济和安全资源的牵制与耗费。
当美国台湾不进行军火交易时，中国不动作，无损失；当美台交易时，
（1）保持沉默，则降格国家尊严与政策威信，台独猖獗国家统一大度增大（-）；
（2）在口头抗议或实施反制后，若美台撤销交易，则中国的正得益为保持沉默时损失绝对值的倍乘（+）；若反制后仍不成功，则中美关系更加恶化，两岸关系高度紧张，此时的负得益为保持沉默时损失绝对值的倍乘（-）；
每一项军火贸易都是交易双方在利益的诱因和风险的制约下达成的。对以上得益的判断相当复杂而困难，判断失误，可能会使参加交易的双方或中国大陆的利益受到损失，并使三方紧张关系升级，甚至引发局部战争。在此又一次说明了台湾军贸市场的脆弱性与敏感性，由于三方对己方战略得益的排序不同，另外由于信息的不完备，使得三方在采取策略时都会小心翼翼，试探行事。
2.2.2台湾军贸市场运行的机制模型
根据对军火交易方和中国大陆在交易时的得益分解分析，可以建立台湾军火贸易市场运行的机制简图如下：
三、美台军火贸易的博弈分析 前文已述，影响军火贸易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即美国的对台或对华政策、台湾的大陆政策和中国对台政策及自身实力的发展壮大。因此，美台军火贸易的发展在于中国大陆、美国和台湾之间政治力量对比的均衡或非均衡演进。
3.1影响美台军火贸易的政治因素
3.1.1阿扁的“国防政策”
从台湾当前的军事战略和“国防政策”来看，台湾当局一直在走加强武备、将军事力量作为分裂的支撑点。从陈水扁执政后的政治表现来看，其实并没有促进统一谈判的诚意，而是一直在回避“一个中国”的谈判原则，继续李登辉的暗独政策。近来更是加大了军火采购力度，努力扩大军火来源，并加强与美国等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据英国《情报文摘》周刊9月15日刊登的一篇题为《台湾采取伺机而动的策略》的文章说台伺机从欧洲多国联合军火企业购买武器。台湾人士说最近可能会签署一份金额相当大的订单，以购买由法意EUROSAM联合企业生产的“紫菀”-15导弹，用于台湾购自法国的“康定”级（“拉斐耶特”）级护卫舰的改装工作。过去，欧洲国家向台湾提供军备会招致北京的严厉制裁。荷兰和法国现在仍能感受到与台湾进行武器交易而导致的后果，其它欧洲国家已不敢向台湾提供军备。然而台湾认为，随着国防工业全球化的进行，现在欧洲大部分军备是由多国联合企业生产，因此今后与台湾进行军火交易时，中国会很难对某一个国家采取制裁措施。[1]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与马其顿于10月31日共同签署了军事合作备忘录，承诺双方建立军事交流与合作关系，这也是近年来台湾与欧洲国家政府首次签订官方军事合作备忘录。马其顿的国防力量虽然有限，1992年建军后至今地面部队仅约两万人，但马其顿由于位居巴尔干半岛的重要地理位置，美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曾因任务需要派驻当地，马其顿近来更以积极参与北约作为国防政策目标。台湾与马其顿加强军事关系，意图在于通过马其顿加强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军事交流。
因此，如果台湾政局不稳、或台湾当局依然找不处于大陆谈判的高招，将会继续以扩大军事需求作为提高自己生存信心的“强心剂”。
3.1.2中国大陆对台政策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是现代化的。前者谋求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统一和独立；后者则是民族国家的崛起、尊严和强盛。[2]可以说，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中国历史赋予的前一个主题直到今天仍旧没有完成。如果要从1840年算起，到今天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这种漫长的历史拖延与等待无论对于任何一届政府都会感到焦虑。虽然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是现代化，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诉求因这种历史问题的拖延而变得日益强烈。因此，当前中国大陆的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希望台湾问题无希望或无限期地拖下去。并且，在香港、澳门回归之后，中国唯有解决好台湾问题才能满足国内日益高涨的对于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
可以预测，今后大陆的对台政策将是务实的、明确的，对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大陆必须有战略级的时间表，而不是等待台湾过来谈判的一张空头的时间支票；对于问题的解决哪怕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中国也会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况且，早解决的收益大于晚解决的收益，任凭美国干涉下去的话，中国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1]因此大陆对台政策影响到台湾军贸市场，就是大陆会继续采取遏制和限制的措施来阻止西方国家对台军售。
3.1.3美国新的对台政策
考察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的众多的利益重叠和巨大的差异，中美关系的发展曾经并将继续游离于有限的合作和有限的冲突之间。[2]出了时代背景所规定的这个有限的区间，中美之间要么成为盟友，要么兵戎相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或加入WTO之后参与国际市场经济竞争的份额越来越大，中美之间的利益重叠将会越来越多，同时潜在冲突也会越来越多。但在对利益的机会成本的权衡中，美国将会仍以“全面接触”来取得其最大利益，而不是激怒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并且，“随着中国的强大（这一点是无法想当然地加以遏制的），中国在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环境恶化、能源危机、朝鲜半岛和谈等问题上的参与与合作对美国来说意义越来越重要”。[3]因此，美国今后的对台政策将会更多地考虑中国的情绪，美国将会继续在对两岸的平衡战略中获取“和平均势”下的红利。
美国的这种政策对于军火市场的影响是，美国会继续不断发布其关于两岸军事力量对比的评估报告，鼓励台湾买军火，但美国将会在其对台军售前听一听中国的声音。据报道，美中将于2000年11月的APEC会议前后就武器输出达成协议。因为美国如果要中国限制出售武器给巴基斯坦、利比亚、伊朗等可能损及美国利益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就必须照顾中国的相对要求，遵守“八一七公报”，降低对台军售的质与量。因此如果协议达成，美国即使对台军售，应是双方都可以忍受的结果，而不是美国的一意孤行。[4]
3.1.4岛内因素
对于台湾政经局势未来的走向，并不是美国说了算，也不是民进党说了算，台湾人民有很大的发言权。当前台湾的基本利益实际上可概括为如下三原则：（1）保障台湾现有的生活方式及政治经济体制，即民主政治、自由化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和多元的公民社会。（2）发展经济，改善环境，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准，迈向已开发国家的行列。（3）维护和加强台湾的自主尊严，进一步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使台湾能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周边环境。[1]
对台湾民众而言，不希望有战争，保持现有利益是他们的基本愿望。因此，联合热爱和平拥护国家统一的台湾民众反对执政的民进党对台湾民众不负责任的军事扩张政策，促进台湾问题的早日和解，反映渴望和平维护岛内民众的长远利益，或许正是国民党与亲民党等在野党政坛崛起的历史机遇。
3.1.5国际因素
台湾问题的解决关系着亚太地区局势的稳定与动荡。刚刚从金融危机中略喘一口气的东南亚诸国决不希望再来一场破坏性更大的战争，因此除了日本，东亚和东南亚的周边国家都希望双方克制，和平解决问题，不要动武。另一方面，台湾军贸市场情势也是东南亚军贸市场的晴雨表，台湾大肆军购，台海紧张升级造成亚太局势不稳定，引发东南亚国家又开始购买军火。但是，周边国家仍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观察着台海局势，并且不会将自己卷入战争。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近日表示，如果台海爆发军事冲突，不管是出于台独的挑衅或北京的武力统一，大多数东盟国家都不可能介入，直接对台湾提供军事援助，或允许美军从东南亚发动战斗任务，顶多像新加坡一样，对美国提供后勤支持。即便唯一可能例外的菲律宾，也得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而美国也得为使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付出昂贵的政治资本，可能引发极大的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台湾军贸市场的发展，周边国家实际上持一种反对的态度。
3.2美台军火贸易的博弈分析
分析美台军火贸易，除了考虑政治要素，还要考虑台湾军贸市场的两个内部要素，一是台湾武器装备发展的策略选择，即分析其进行军火交易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二是分析台湾与别国进行军火交易的策略选择，即在考虑美国和中国大陆因素下的市场博弈。
3.2.1台湾武器装备发展的策略选择
自从1970年代中期，台湾在购买武器上就强调“国防自主”，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为加强军事科研与生产能力，在引进许可证和有关军事技术的同时，台湾当局还广泛动员民间企业、充分利用军外力量组成“军民联合企业”参加“国防部”支持与指导下的科研与生产活动。[2]1990年代以来，台湾更时强调针对自身的“国防需要”，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和生产。现在台湾已经能够发展多种武器系统，其中包括小型武器、火炮系统、水面舰艇、装甲车辆、6种战术导弹以及超音速战斗机等武器装备。例如台湾制造的“经国号”战斗机组合了很多美国先进技术，其中包括复合材料结构、能遥控的驾驶仪（Fly-by-wire ）飞行控制系统、先进的座舱仪表、超视距外轰炸封锁（air-interdiction）能力。虽然台湾在军事研究和生产的有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其军事工业基础仍然薄弱。总体而言，在台湾开展的军事科研活动仍非常有限，它的整体武器制造水平还处于低技术层次，即只能生产小型武器、大炮系统以及船体制造，先进武器技术的研发在很大程度上仍旧依赖国外技术和武器系统。例如“经国号”战斗机的制造就是采用来自通用动力公司、联合信号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技术或分系统。
然而，近年来台湾武器装备的发展主要的策略是购买整套武器系统的现货，“国内”的研制与生产只是其辅助策略。原因在于：第一，立足本岛进行研究开发，成本高而收益低。因为台湾基本不出口武器，所以本岛自产自销不能产生武器生产的规模经济效益。正如台湾的前“国防部长”在1994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想台湾这样的国家要制造自己需要的所有武器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1]第二，保持及增加与美国的军火贸易，可以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准军事联盟关系，在迎合美国战略意图的同时实现自身的战略意图。台湾要想争取国际空间，就必须扩大与外国势力（尤其政治强权）的联系。因此，台湾说想发展“自主国防”，其实并不是真正要独立自主，而是要在外界的支持下不断积蓄力量并寻找分裂或独立的机会。从这个层面分析，台湾本质上不想要“国防独立”，而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做到“国防独立”。
因此，台湾武器发展的策略是对外采购为主，自己研发为辅。另一方面，台湾为减少过于对美国武器依赖所带来的风险，于是努力扩大军火来源。但是这又存在困难，不是美国不让，就是中国大陆不让。因此，台湾军贸市场在美国一家垄断的情况下，再加上中国大陆的“反对与破坏”，导致台湾军火贸易的交易成本比一般的军火市场高出许多。在这种扭曲的市场情势下，军火贸易贿赂丑闻时有发生；并且，为求能够继续获得美方提供的先进的武器装备，台湾有时不得不接受一些美方强迫推销来的某些淘汰的“次级品”、或者若干对战备非绝对需要的奢侈装备。[2]
3.2.2美台军火贸易博弈
博弈论作为一种关于决策和策略的理论，来源于一切通过策略进行合作或对抗的人类活动和行为，它注重研究个人或集体行为中各个方面、各个个体（集团）之间的对抗、依赖和制约。军火市场中交易与不交易、交易量的确定、交易时机的选择都是关于交易方和“破坏者”策略选择的问题，因此可用博弈理论来分析美台军火贸易的发展与走向。有中国参与制约的美台军火交易模型构成一个复杂的三方博弈，本文只作简要分析。
1.军火贸易的博弈方及其策略集
（1）博弈方：包括交易方（美国和台湾）和“破坏者”（中国大陆）。
（2）各博弈方可选择策略的集合：
注释:
[1]滕建群、林治远著：《谁在为美国打天下》，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411页。
[2]法国《费加罗报》2000年6月20日文章：《台湾是世界上头号武器购买者》。
[1]库桂生主编：《台湾军事力量透析》，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18页。
[2]库桂生主编：《台湾军事力量透析》，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19页。
[1]彭鸣：《美国当台湾军火库》，载《环球时报》（2000年10月6日）第399期一版。
[1]参见朱启超：《国际军火补偿贸易及对我国军贸工作的启示》，载《军事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第41页。
[2]美国前在台协会会长詹姆斯？利雷（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在中美“8？17”公报签订前向台湾当局作了通报，并做出6点保证，第一条便是“美方未同意在对台军售上设定最后期限”。美国于《八·一七公报》发表的当天就发表声明称：“对台出售武器将按《与台湾关系法》执行，希望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是和平的”。1990年10月，美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美对台军售应遵循《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而不能按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原则行事。1994年4月29日，美国会通过《1994和1995年对外关系授权法》，声称《与台湾关系法》的军售条款优先于中美《八·一七公报》，公开以法律形式将《与台湾关系法》凌驾于《八·一七公报》之上。1998年3月30日，美国务院发言人鲁宾说：“尽管中国经常就美国对台军售表示关切，美国在这方面"长久而一贯的政策"并无改变。美不会就对台军售事先与中国咨商，也不会设定对台军售的截止期限。”
[1]参见<美>詹姆斯？利雷（李洁明）和楚克？唐斯主编的《台海危机：过去、现在与未来》，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0-99页理查德？A ？毕辛格的文章《中国和台湾的军费和国外军事采购》。理查德？A ？毕辛格，曾在兰德公司工作，现为美国独立的防务分析家。
[2]虽然法国和德国等国也与台湾有过军火交易，但他们主要考虑的是暂时的经济利益，几乎没有政治上的附加条件，因而几乎不涉及政治利益。
[1]参见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1994年9月27日在参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
[2]参见张如海：“台湾在美国眼中的战略价值”，载《情报与侦察》1997年第3期。
[1]参见高民政著：《台湾政治纵览》，华文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85页。
[1]阎学通著：《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49页。
[2]郝柏村在台湾《尖端科技》（1999年第四期）上撰文评价美国1999年2月份发布的《台海安全情势报告》：“如果我们只懂得在‘军力均衡’的战略鸟笼里思考，军备的负担将逐渐压垮我国经济以及其他一切。军力均衡只是美国拖时间以及在世界各地制造‘不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对立’，以便美国从中取事、扩大美国利益的计谋。而非深远的战略思考，根本无助于解决两岸问题或任何够严肃的问题。美国国防部的这篇报告其实是没有探讨任何战略问题、无意义、堆砌专业辞令的一片宣传文件而已。”
[1]美国投资中心（IRRC）：《美国对外军事销售政策与承包商》，1992年，第58页。
[2]彭鸣：“美国当台湾军火库”，载《环球时报》2000年10月6日第399期。
[1]朱启超：“国防工业全球化及其影响”，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五期，第52页。
[2]张健：“合法性与中国政治”，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第3页。
[1]阎学通：“何时统一台湾”，载《环球时报》（1999年9月10日）。
[2]贾庆国著：《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57页。
[3]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 ：“US -Taiwan Security Ties：Toward the NextMillennium”，Dennis Van Vranken Hickey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of Southwest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U.S.A.
[4]参见2000年10月25日的《侨报》文章“美中将就武器输出达成协议”。
[1]梅枚：“台海两岸的基本利益与相互关系”，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10月4日）。
[2]库桂生主编：《台湾军事力量透析》，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29页。
[1]参见<美>詹姆斯？利雷（李洁明）和楚克？唐斯主编的《台海危机：过去、现在与未来》，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0-99页理查德？A ？毕辛格的文章《中国和台湾的军费和国外军事采购》中的第89页。
[2]滕昕云：“台海情势报告拾遗”，载台湾《尖端科技》1999年第4期，第10页。
[1]参见2000年10月25日《侨报》文章：“美中就武器输出达成协议”。
时间：2007-03-13 07:3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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