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危機下之鐵路建設與西北經濟和國防

　　　

　　1. 孫中山的鐵路建設計劃與開發西北

 

　　孫中山先生對交通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認識甚早。在１８９４年〈上李鴻章書〉中，孫氏力促請政府除了要重視“船堅砲利、壘固兵強”外，更必須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孫氏詳細分析前三者後，在“貨能盡其流”部分中，指出舟車為近世商務發展之憑藉，並認為鐵路較輪船更重要。他說：

　　　“所謂貨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

　　　　道之載運也。……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

　　　　若戶庭。……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

　　　　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數十年來，泰西各國，

　　　　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

　　　　一方之困，而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飢饉之患。……

　　　　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

　　　　路為命脈矣，豈特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1]

根據此段文字，可確實知道孫氏在此時已高度重視鐵路的功能與優點，並將它視為經濟發展的利器。此外，他亦批評清政府修築鐵道“先通於關外，而不急於繁富之區”的錯誤。他主張先在“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等處”築路，“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利富戶，”便能力謀推廣，“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為力。”[2]此種招商興路的構想，在當時或較為實用。數年後，他在〈支那現勢地圖跋〉中，　亦在地圖中亦將鐵路資料收入。[3]孫氏在民元憶述此事，提及“僕曾首繪學生應用之中國地圖，精神所注視者，為內部之幹路，幸而亦有助於變易時人耳目之小效，於是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之幹路問題，人人視為重要矣。”[4]由此可知，孫氏在鐵路建設問題上，極為留心。他日後提出龐大的鐵路計劃，實在是多年研究之成果，故其內容規模宏大，超脫群倫，足為路界之先導。

　　其後，孫中山先生忙於革命活動，對鐵路建設缺乏專論。但是，他每到各處，均廣收圖籍，以為日後之用，並且自言“留心比較世界之鐵道，實偏有所嗜。”[5]所以，在１９１１年底回到香港後，他便立即提出“必須各省府州縣，皆築有鐵路，以便利交通，使土地出產可以輸出，”[6]並強調中國缺乏資金，必須借外債。他認為：

　　　“滿清借貸之弊竇，第一則喪失之主權，第二浪用無度，第三必

　　　　須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

　　　　息甚輕。……且借貸築路之便宜，乃在借債可以分段而築，易

　　　　於告成，計六年之內，自可本利清償，路為我有矣。若以我之

　　　　資本，則十數年後可築成，吃虧必大。至還債之法，則道路一

　　　　經開通，物產既暢流，田土必漲價，將來由新政府征取（引者

　　　　按：即平均地權之實行），民必不以為病，而債可立還矣。”[7]

簡單對比一下孫氏上述談話與甲午前後的主張，已經有所變化，特別是由“招商築路”變為“借債築路”的資金籌措方式。這可能是因為民國政府即將成立，孫氏以共和政府的立場上，提出與在清政權管治下的不同策略。同時，孫氏當時常常提及中國是個窮國，招商集股所得的效果和所需的時間，當較借債為差。此外，在償付築路費用方面，孫氏希望利用“核定地價、漲價歸公”的方法來處理。要實行這個方法，條件是建立一個新的民主政府，以代替“朕即國家”的專制政體。這在當時是即將實現的。總之，在不同的條件下，孫氏往往根據實際環境修訂他的意見。因此，我們雖然發現孫氏的構想時常改變，但此絕不足以詬病孫氏，因為客觀條件若已改變，便必須針對此新條件而作出適當的回應，絕不能刻舟求劍，延誤大局。沈渭濱指出孫中山“在反清革命同時，已醞釀發展交通、改造中國之計劃。……尤其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各國在中國紛起奪取路權，國人誓死抗爭，路權與國運之關係日趨明顯，故孫氏視鐵路為一國命脈之所在，……為促進國家富強、民生發達之首著。”[8]他贊揚孫氏的“交通區域思想，較之洋務人物局限於一隅之地，尤為高瞻遠矚，具有更寬廣之戰略眼光。”[9]

　　其後，孫中山先生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表示專制時代即將結束，展望前途，建設事業刻不容緩。就政治方面而言，必須“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並提出五大政務方針：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及財政之統一。其中，關於種族與領土之統一兩者，關係於民族主義最鉅。其文曰：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

　　　　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首

　　　　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

　　　　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10]

在民族及領土統一的基礎上，中國才能有健全的發展，免受列強之蠶食。對外方面，孫氏力主開放政策，認為必須將“滿清時代辱國之舉措，與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11]，並堅持平和主義，以求令“中國重見於國際社會”。一般言論對孫中山的鐵路借債政策，常常提出批評，原因之一，就是未能把握孫氏“開放政策”的重大戰略意義。

　　從晚清一段喪權辱國的外交史來觀察，中國革命似乎必然會召致列強瓜分。在此環境下成立之新政府，孫氏力倡門戶開放，主張大規模利用外資以修築鐵路，引致國人的疑惑，是不難理解的。可是，孫氏認為要徹底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往清廷所採取的閉關政策必須完全改變，特別是清末民初邊疆極為不穩，蒙古、西藏、滿州和新疆都在外力的嚴重威脅下，隨時成為列強附庸的可能。所以，孫氏分析列強的對華政策：

　　　“各國現在對我（國）之態度皆取一致進行，未有一國肯於先犯

　　　　眾怒。……蓋以各國對於我國皆有種種利權關係之故，如一國

　　　　有單獨之行動，即啟別國之驚疑。……故鄙人以為目前重大問

　　　　題，莫如外交。……我若改變閉關主義而為開放政策，各國對

　　　　我國種種之希望，必不能再肆其無理之要求。”[12]

孫氏以弱小的暹羅為例，人口僅有五百萬，“然至今能保其獨立國之資格，其領土如故，主權如故，此無他，即採用開放主義。”他更以俄國、日本、意大利為例，其製造業、兵工廠皆為外人主持。[13]我國若舉辦兵工廠，用外人辦理，與他們“訂立一定之期限，屆期由我收贖，並非利權永遠落於他之手。”最後，他更以我國特殊情形，指出對外開放之必須。他說：

　　　“即如主張十年修二十年萬里之鐵路，勢不能不利用外資，即開

　　　　放主義。從前我國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辦，又不准外人

　　　　來辦；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之名義向我國要

　　　　求，我又無力拒絕，終久仍歸外人之手。如滿州之鐵路，全歸

　　　　日俄之手，即其例也。但路權一失，主權領土，隨與俱盡，此

　　　　大可痛心者。因保存小事而失大事，何若開放小事以保存大事

　　　　為愈。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難，惟有歡迎外資，一變向來閉

　　　　關自守主義，而為門戶開放政策。”[14]

以上就已發生的事例，來說明借債築路、開放門戶政策的逼切性。此外，他還指出“滿清借債修路，其弊病在條約之不善，而非因借外債。……若使條約不礙主權，借債亦復何傷。”[15]

　　在了解到孫中山的鐵路與民族主義、鐵路與門戶開放及借債築路等問題後，我們再考察一下孫氏的鐵路幹線的規劃與西北地區的關係。關於孫氏在民國初年的鐵路線之記述，以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對民立報記者的談話最為詳盡。孫氏首先指出“實業範圍至廣，農工商礦，繁然待舉而不能偏廢者，指不勝屈，”而求其最根本者，殆為鐵路。所以，他強調“苟無鐵路，轉運無術，工商皆廢，復何實業之可圖？故交通為實業之母，鐵路又為交通之母。”[16]

　　雖知鐵路之重要，但發展重點，仍需有所根據，不能胡亂修築，如晚清商辦鐵路般混亂。[17]孫氏提出幹路修築計劃，指出晚清的“京漢、津浦、粵漢、川漢等幹路問題，人人視為重要”。他認為“此仍為腹地狹隘之計劃……尚非通籌全局。”故只是“聊以自足而矣”。[18]在他的構思當中，真正溝通全國的幹線，有以三條：

　　　“（一）南路：起點於南海，由廣東而廣西、貴州，走雲南、四

　　　　　　　川間，通入西藏，繞至天山之南；

　　　　（二）中路：起點於楊子江口，由江蘇而安徽，而河南，而陜

　　　　　　　西、甘肅，超新疆而達於伊犁；

　　　　（三）北路：起點於秦皇島，繞遼東，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

　　　　　　　，以達於烏梁海。”[19]

孫氏並十分強調以下原則，作為規劃幹線的準繩：

　　　“振興實業，當先以交通為重要；計劃交通，當先以鐵道為重要

　　　　；建築鐵道，應先以幹路為重要；謀建幹路，尤當先以溝通極

　　　　不交通之幹路為重要。蓋交通尚便之地，人見僻遠之幹路正在

　　　　興築，而投資相應起營穩便之內部幹路者必多。故吾人能放大

　　　　目光，全力注意於其所難，是不啻四面包圍，適促全國人群起

　　　　而竟成計劃之內線，是難以適之易之也。”[20]

孫中山先生由連接邊區的大幹線入手，從而促進國內外投資者的起而響應，於是大量飼養線（feeding lines）亦當同時迅速出現。

　　我們若留心孫氏的三大幹線，便能得悉其計劃之宏大，與全國均衡發展之目的，均寄託其中。三大幹線的終點均為位處中國大西北的新疆與蒙古。由於這些偏遠地區比較難吸引投資者，因此，孫氏利用外資以地區區分，亦可分為兩部分：

　　　“第一為籌借外債，興造某某數線鐵路。第二為准許外國公司，

　　　　興造某某鐵路。第三為組織公司，或全係華人資本，或中外

　　　　合資，興造鐵路，訂定租期若干年。第一計劃，擬施於邊境

　　　　一帶。第二、第三計劃，擬施於戶口稠密之處。”[21]

孫中山抱著與全民同享康樂富強的理想，所以他的計劃，眼光並不局限於繁榮富裕的沿海、沿江地區，而是極具戰略意義地掌握全局，對貧窮落後、發展緩慢的廣大內陸地區，同時加以統籌兼顧，不使遺漏。孫氏更發現一個鐵路經濟的特殊規律：溝通極不交通之幹路，不但可促進內地線路的勃興，更能收到開闢殖民地的效果。[22]孫氏憑著這個經驗再加深究，終於在１９１９年出版的《實業計劃》中，正式發現了一條鐵路經濟的新原則：“由人口眾多之處，築至人口稀少之處之鐵路，利益尤大。”[23]這個見解，對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仍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孫中山先生關注廣大邊疆的開發，其實是受到當時中國經濟極為貧弱、內地人口過多及列強對蒙、藏等地區的覬覦等原因所剌激，而導致孫氏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此事稍為複雜，故分為改善民生和鞏固邊防兩小節，分別加以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