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民流动、社会意识、社会变迁、农村研究、中国
社会意识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1长期以来，受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而形成的小农观念，是农村社会意识的主要表现形态。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日益增加，农村的社会意识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村社会意识的变化与农民流动之间又是否存在何种关系？这些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20个样本村实证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从农村文化意识、经济意识、政治意识等方面的变化状况入手，来初步解析农民流动与农村传统社会意识变化间的关系。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
分析这20个村的基本概况，就可发现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从区域分布看，处于江西东部的有朝阳村、芳山村，居江西西部的有杨村、栗水村、东洛村、高汪村，位于江西省北部的有柳田村、泉溪村、新基村，处江西南部的有东林村、马岭村、肖田村，位江西中部的有滁山村、坊城村、旧下村、康山村，还有古竹村、泉塘村、沙田村处于江西的西南部，吴村位于江西的东南部。从行政区划看，分别隶属于17个县9个地级市，南昌市（2个）、九江市（3个）、赣州市（1个）、吉安市（6个）、上饶市（2个）、宜春市（3个）、萍乡市（1个）、新余市（1个）、抚州市（1个），占江西省11个地市的82%.从区位看，位于城镇郊区的有杨村、芳山村、康山村，其他村与城镇都有一定的距离，大约在15－25公里之间，泉溪村、高汪村、东林村和马岭村还属于偏僻的山区村落。就交通而言，交通方便的村占45%，交通一般的村占25%，交通不方便的村占30%.地处平原的6个，丘陵地带的有8个，山区的有5个，水乡2个。从行政村的规模看，人口在2000人以上的有6个即杨村、滁山村、康山村、吴村、沙田村、东洛村，人口在1000－2000人的有芳山、古竹、朝阳、柳田、旧下、栗水、东林、马岭、泉塘等9村，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有坊城村、泉溪村、高汪村、肖田村、新基村等5个。
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么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1）来看，以稻作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个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间的有7个，占35%；1000－1500元的有6个占30%；在1000元以下的为5个占25%，其中有1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为10%.而且大多数村已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为35%.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性特点。
三、农民流动与农村经济意识的变化 市场意识。从20个样本村的情况看，在解放前江西农民的市场意识还是相当普遍存在的，那时各村都有人外出做生意。如古竹村在解放前就有很多人到长沙码头背货，该村的唐新良还在长沙开酿酒坊并赚了不少钱从而成为古竹村的首富；滁山村有人到云南、贵州等省做药材生意，高汪村有人到湖南湘潭开粮店，等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寻乌调查结果也证明，占寻乌地主总数48%的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是小商业致富来的。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当时的农村“勤劳致富”的观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民靠双手来求生存、用汗水换取财富。其后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推行，中国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实施，使得业已存在的农村多种经营的经济形式被改造成了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工商贸易和服务产业也随之或被取缔或自行萎缩。从此农民不仅失去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也失去了迁徙流动的自由权。同时，基于“平均主义”而实行的集体化，不仅冲击了传统乡土社会固有的信用观念、契约观念和产权意识，而且长期的“大锅饭”习惯也使“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受到严重浸蚀。当然，这种美德在大部分农民身上就是在人民公社时期也依然保存着，这也就是在大集体时期农民的“自留地”里终年活跃着生产队收工后农民还在辛勤劳作的身影的根本所在。这些农民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家庭生活和经济收入也很快富裕起来。（唐晓腾，2003）
施坚雅通过对中国农村市场与社会结构的研究分析，发现每个定期集市总是与周围一定数量的村落构成固定密切的联系，从而说明前现代农民的交易活动构成最基层的共同体，市场结构也具有农民社会或“传统农耕社会”的全部文明特征。4这也表明在传统乡土社会，农民的思想观念中也存在“显在的”市场意识。由此，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集市贸易的恢复，农民的商品经济思想和市场意识又重新开始萌苏。以古竹村所处的芦溪乡为例，集市贸易的当值时间从每月6天（逢5、10的日子）→每月9天（逢1、4、7的日子）→每月15天（逢双日），集市贸易当值日期的增加也就表明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度增强和农村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1990年代初随着农民流动的兴起，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被市场遗忘的农民，带着纯朴和善良开始无奈地走入市场，他们先后来到东部沿海开放开发城市务工。他们在艰辛的劳动中不仅慢慢使自己的钱袋得到充实，也让自己的市场意识和经营理念得到洗涤。如今，他们开始在思考如何运用打工赚来的钱和学到的技术、管理经验，设计自己美好的前景。从表6可以看出，对于务工返乡后的路怎么走，只有25.3%的人还选择种田，而选择做生意的有43.7%、创办企业的有12.2%、搞农业综合开发的有14.1%.这表明70%的人有创业思想，是传统乡土社会出现的一个多么可喜的变化。
四、农民流动与农村政治意识的变化 家族意识。家族是以血统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群体。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社会。张鸣认为这一“差序”有两层含义：一是血缘差序，二是等级差序。依血缘关系的浓淡，家族内部的关系由近及远分为同祖、同曾祖、自家、本家、五服和出五服等，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依关系远近而轻重。（张，1997）朱秋霞则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应包括三个层次，即家族、网络家族和家族网络。（朱秋霞，1998）
20世纪上半叶，家族作为国家的基层组织，得到国家政权机构的扶持，其因此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当时家族的形态也相当完善。解放后，家族被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物而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和取缔。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显在的作为组织形态的家族势力被抑制，其在村政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甚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随着宏观政策环境的放松，不少农村地区的传统家族经过30来年的沉寂之后得以复苏和重建。不过改革开放后的家族更多的只是在仪式上得以复兴，作为组织形态的家族它已不可能再恢复到民国时期所具有的功能、作用和影响力。正如肖唐镖等人指出的，家族在村治中的功能呈现多样化，但以社会和文化功能居重，政治、经济功能尚微。日常生活展示着村民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基本方面，家族在这里发挥着强大的功能，其突出表现是活动仪式的家族化。（肖唐镖，2001）从表8可以看出，家族对村政的影响已大不如解放前，只有20.2%的人认为家族对村政影响很大，家族意识也是主要作用于年龄较大的人群，而农村的年轻人对家族意识还缺乏心理上的深层认同。这主要是农村青年人大多外出务工，虽然他们在外务工时依然依靠着“强关系”网络，但这一强关系已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而是来自家族之外“乡土关系”。因此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对“农村家族观念日趋淡化”这一观点持认同的占41.7%，持反对的占36.6%，认为说不清的占21.7%.
参考文献：
1.张鸣（1997）：《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2.朱秋霞（1998）：《家族、网络家族和家族网络在村庄权力分配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No.23.
3.韩明谟（2001）：《农村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4.李培林等（2001）：《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
5.青井和夫（2002）：《社会学原理》，北京：华夏出版社。
6.渠敬东（2001）：《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载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
7.郭于华（2002）：《“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读书》No.5.
8.唐晓腾（2001）：《一强余弱家族村的治理》，载肖唐镖等著：《村治中的宗族》，上海书店出版社。
9.唐晓腾（2002）：《社会变迁中的宗族与基层政府：1949-1999》，载肖唐镖等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西北大学出版社。
10.唐晓腾（2003）：《社会变迁中农民家庭贫富变化的比较研究》，未刊打印稿。
11.李学昌（2003）：《危机与出路：当前农村社会问题研究述评》，《史林》No.4.
12.肖唐镖（2001）：《村治中的宗族》，上海书店出版社。
13.肖唐镖、唐晓腾等（2001）：《多维视角下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于建嵘（2001）：《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
15.齐延平（2003）：《人权与法治》，山东人民出版社。
16.温锐游海华（2001）：《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7.格兰诺维特（1997）：《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社会理论论坛》No.2.
18.格兰诺维特（1998）：《弱关系的力量》，《国外社会学》No.2.
注释:
*本文是曾绍阳、唐晓腾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1世纪农民流动与农业发展问题研究》课题[批准号：02BJY035]综合分析的一部分。资料来源于曾绍阳、唐晓腾2002-2003年组织的对江西省20个村的个案调查和实证研究。
1见韩明谟：2001，《农村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P200.
2我们把“靠自己闯”、“通过职介所介绍”、“看招聘广告找”和“其他”都算作“弱关系”，而选择“做个体工商户”的这里不列入“强关系”，也不列为“弱关系”。
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76-77、129页。
4转引自郭于华（2002）《“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
5李学昌（2003）《危机与出路：当前农村社会问题研究述评》。
6温铁军认为，1992年以前，城乡人口结构变化不大。在农村人口占绝对比重的条件下，农民以满足自己消费为主的粮食生产基本是稳定的，恩格尔系数相对也是稳定的，粮食的商品化率变化不大。1992－1993年以后，农民得到了开始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其后随农民人均收入上升，农民消费结构出现积极变化，食品消费比重下降，引发恩格尔系数最近3年逐步降低到50%以下，由此粮食的商品量也逐步增加。
7这里的政治权威是指那些因掌握政治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并依托其手中的合法资源而产生影响力的主体。
8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中华书局1975年版，P736.
9《兴宁县志》，1992年版，P443；《上杭县志》，1993年版，P424-425.转引自温锐（2001）《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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