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低保制度中,低保标准的作用是将城市贫困群体从一般居民中划分出来。通过这条政策界限,将相关的公民权利明文公布、广而告之。而从本质上说,低保制度却是一个以“补差”为特色的制度,虽然在各级政府相应的法规文件中,分别对不同对象特别作出了“全额享受(发放)”和“差额享受(发放)”的政策区分。[46][46]但所谓全额实际上也仍然是一种差额,只不过“应减收入”为零而已。近年来,更具实质性的“补差”金额,亦即低保对象实际得到的“实惠”,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

4.四川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
问题 就全国而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
发展已经走过了10年的历程;在四川省,虽然起步稍晚,却也有7年的
历史。就现状看,
目前的城乡低保制度都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国际专家都认为,在
中国的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低保制度是最为成功的例子。但是,与全社会对“最后的安全网”的期望
相比,与中国未来的社会
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这项制度仍然有其不足之处。就四川省而言,现行制度存在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类是与全国其他省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份有共性的问题,一类是涉及到四川省本身的个性的问题。以下我们分而述之:
4-1.全国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
在《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中,我们列出了10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制度架构、应保尽保、认识贫困、资金运行、家计调查、社区地位、工作经费、管理体系、保障标准、优惠政策。这些问题是在1999—2002年对城市低保制度进行跟踪调查时发现的突出问题,我们相应地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建议。[59][59]
近一年多来,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民政部门的重视,低保制度的方方面面多少都有一定程度的改进。但是,有的进步显著;也有的尚且不尽人意。
4-1-1.已经得到改进的方面:制度架构、家计调查、保障标准和应保尽保
在四川的调查中,我们在制度构架、家计调查、保障标准和应保尽保等方面看到了显著的变化:
⑴。制度架构的问题,亦即民政部门2003年以来倡导的“分类救助”问题,正在试点中摸索
规律、制定政策,有望在近期出台一个全省统一的规定。
⑵。家计调查的问题,在加入了公开透明(张榜公布)和民主评议,并采取了可以从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可观察的路径着手调查核实等措施之后,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行政程序。这恐怕已经是目前可能做到的满意选择了。现在的问题在于严格执行,并且排除非制度因素的
影响。
⑶。保障标准和应保尽保的问题,在经历2001年下半年以来的大规模扩面以后,目前似乎不应再有大的动作,先稳定一段时间较为稳妥。2003年下半年以来,粮食、食油、副食品等涨价幅度较大,对低保对象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成为调整标准的一个理由。但是,调整标准不仅标志着保障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保障范围的扩大。2000年,亚行专家组对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
研究报告中提出,“贫困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相当高的灵敏性”,“会引发显著的变化”。[60][60]因此对于调整低保标准必须小心谨慎。
4-1-2.尚需继续努力的方面:资金运行
在调查中,资金问题仍然是从上到下谈得最多的问题之一,这是四川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软肋”所在。在2003年8月省厅召开的座谈会上,各地民政局纷纷告急。攀枝花市民政局在报告中谈到:“目前,中央、省安排给我市的低保资金和我市市、县的低保资金预算已基本支付完,其结余资金已不足以支付9月份的低保资金支出,而我市多数县市财政又无力长期垫付低保资金,望省厅能及时安排后面的低保资金,以保证低保金按时、足额发放、”阿坝州民政局也谈到了同样的困难:“由于我州财力拮据,大部分低保资金只有依靠上级拨款,如果国家、省上的低保资金不及时到位,下面就难以做到按时、定额发放,另外因地方财政困难,大部分县没有把地方配套资金列入预算,而且列了预算的也存在列而不支的现象。”甘孜州民政局的报告中说得更坦率:“从今年的情况看,中央补助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低保工作正常开展。”[61][61]在对中央低保资金的“依赖度”达到70%,甚至90%以上时,却碰到了上级拨款不能及时到位的棘手问题,难怪基层意见很大。
2003年11月,我们曾经到四川进行过一次调查,从基层了解到,当年的低保资金仅在1月、7月和8月拨付过3次。其中,1月和8月是中央的拨款,7月是省里的拨款。譬如乐山市市中区,到11月初,已经拨到账上的中央和省里拨付的资金量只是2003年全年需要量(以年初预算为准)的44%,在1—10月已经支出的资金量中占到49%.成都市,到11月初,到账的中央和省里拨付的低保资金量只是全年需要量(以年初预算为准)的29%,在1—9月已经支出的资金量中占41%.当然,低保制度的正常运行并没有受到影响,主要是地方政府的垫款维持着这项制度的运转。乐山市市中区1—10月已经垫付低保资金300多万元;成都市则已垫付3000多万。低保资金的垫付最终主要落在区、县一级,鉴于低保制度“保障生存权”(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保底”或“保命”的钱)的性质,基层政府东挪西凑也要给予保证,但这必然对地方政府正常的财政安排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市、州,如前面提到的攀枝花、阿坝、甘孜等,困难就更大了。[62][62]
制度经济学认为,一项有效的制度应该是可预见的。低保制度花钱不多却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其可预见性是很重要的。现行制度对于中央来说是可预见的,有了低保制度,对城市贫困问题地方上谁敢怠慢?现行制度对低保对象来说也是可预见的,每月领取低保金的基本权利谁能剥夺?但是,对于地方各级政府来说,至少在目前这项制度并不可预见,甚至是不稳定的。用基层干部的话说:“我们不知道上面今后还给不给钱,给多少钱,什么时候给……”有审计部门的官员就此问民政部门的官员,如果一旦中央不给钱,四川省的低保制度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民政部门回答:那可就不堪设想了,希望那种情况不会出现。民政部门的希望终于没有落空,中央财政拨款确实在当年12月拨到了基层,可此前地方政府的难处向谁诉说?
4-1-2.尚需继续努力的方面:管理体系、社区地位和工作经费
对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将作为一个系列来讨论。前文中,在讨论四川省低保工作的行政架构时已有涉及,在这里,我们将进一步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
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三郎木滚最近在谈到“目前低保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时指出:“低保工作保障机制严重落后,城市低保大量工作在县(市、区)、街道乡镇和社区,但我省目前大部分县(市、区)还没有设立专门的低保工作机构,还没有落实专职的工作人员和必要的工作经费。”
与全国各地低保制度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四川省的低保工作也已经进入以“规范化”为标志的完善阶段。要讲“规范化”,除了致力于更加有效、更具可操作性的政策设计之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有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证的资源,这就是三郎木滚在以上讲话中强调的“专门的工作机构”、“专职的工作人员”和“必要的工作经费”。四川省的现状在前文中已有描述,这里不再赘述。仅强调几点:
⑴。行政程序的操作应该由“业余”向“职业化”、“专业化”过渡。如前所述,在中国低保制度的行政框架中,“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制度初创时期,这样的安排是无可非议的。当时,城市低保制度充分利用了社区居委会的人力资源,去从事低保行政程序中最为棘手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居委会的介入,使这项当时带有“应急”性质的制度能够即刻上马,为稳定社会作出了贡献。但是,随着这项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低保对象和低保资金规模迅速扩大。就四川省而言,从1998年到2003年,低保对象从1万人增加到了146万人,低保资金从400万元增加到了9亿元。6年后的低保制度已经与初创时不可同日而语,若是仍然依靠非专业人员来操作,对这项制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在进行“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时,身处基层的社区居委会所具有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但其不足的方面似乎没有得到重视:正因为居委会干部与低保申请者抬头不见低头见,中国人讲感情、讲面子,所以“优亲厚友”的情况难以避免;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有一些蛮不讲理的人,在申请低保时会对居委会干部纠缠不清,甚至连他们的身家性命都受到威胁。从这些实际情况出发,在日常生活中,调查者能够与被调查者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反倒有好处。另外,在现在社会中“助人”已经成为一个职业、一项专业,这就是社会工作。以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职业低保工作者在低保行政程序中扮演主要角色,而社区居委会的干部则“退居二线”,处于辅佐的地位,可能是低保制度进一步发展相契合的人力资源配置的最佳模式。
⑵。要想保证资金规模如今已经相当可观的低保资金不被滥用,就应该尽力满足必须开支的低保工作经费。目前,按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的责任和分工,类似制度的工作经费应该由同级财政支付。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中,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收入较为充裕,市县以下的财政状况难得有几个好的,因此工作经费问题就成了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低保制度强调“动态管理”,每月或每季都要对低保对象进行跟踪调查。且不说必需的用于调查登记的卡片簿册等“硬性”支出,现在城市里“人户分离”的情况严重,常常是人住在甲地,而户口却在乙地,两地之间的空间距离远近不同。在中国政府常用的行政词汇中,“属地管理”其实是“属‘户口’管理”,人户分离加大了管理的难度,仅此一项增加的人工和
交通通讯费用就相当惊人。
4-1-3.尚需继续努力的方面:优惠政策
以优惠政策的办法给低保对象“实惠”,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思路,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计划经济
时代,所有的生产和服务单位都毋须顾忌生产成本,所以,对优惠政策一类的“
政治任务”是乐于承担的。迈进市场经济的门坎,经营成本对于一个独立的法人单位就成了绝不能掉以轻心的“头等大事”。现在的优惠政策,本质上是“政府请客,单位买单”,所有免去的费用实际上都要由基层单位自行消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各个城市中可谓洋洋大观的一套套优惠政策,最后常常不能落实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总而言之,进入新世纪,四川省和全国各兄弟省(市、区)一样,城市低保制度是处处有进步、年年有改善,总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但是,城市低保制度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制度,因此我们要将现行制度的瑕疵,不论大小,一一挑出,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在后面的章节中),以保证这项制度在今后能够更好地发展。以上所述都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问题,以下我们再来
分析一下与四川省省情相关的“个性”问题。
4-2.四川省特有的个性化的问题
四川地处西南,人口逾8000万之众。中心是有“天府之国”美称的成都平原,但四周又环绕着崇山峻岭。省内各市、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很大,经济欠发达地区要占全省180多个县的三分之一。省内地方财政收入300多个亿,财政支出却要400多亿,需要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才能收支平衡。城乡贫困人口众多,对低保制度的压力很大。以上的特点决定了四川省还有其特有的个性化的种种问题。概括起来,四川省城乡低保制度特有的个性化的问题大致有二:
4-2-1.低保制度的潜在压力
调查中得知,在四川省,有两个令民政部门“恼火”的事是破产
企业的增加造成的失业人员和因城市扩张造成的无地农民的问题。
目前,上个世纪60—70年代搬迁到中西部地区的“三线厂”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都很不景气,因此这些企业的破产、解体或改制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将对低保制度形成冲击。在调查中发现,乐山市泊水街街道,14000多户,45000余人,2003年2月,低保对象为874户,1734人;到10月,已经增加到973户,2136人。10个月中增加的幅度为11%.成都市双流县,15万城镇人口,2003年有低保对象5387人,但是,现在境内有4家国有企业要破产,据初步调查,估计失业人员中可能会申请低保的涉及到1000人左右,约为原低保对象数的19%.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企业的破产、解体或改制将会涉及到17万人。失业人员的大幅度上升,给低保制度的压力是很大的,实在令基层的实际工作者发愁。
近年来“城市化”和“城市建设”、“城市经营”成为最拿得出手的“政绩”,地方领导乐此不疲。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意味着土地被征用的农民越来越多,在调查中得知:目前,四川省已经“农转非”的失地农民大约有130万人,没有“农转非”的大约也是这个数,加起来就是260万。这些失地农民原有的“可持续生计”就此被断送。按现行政策,农民可以得到一次性补偿,还可以得到城镇户口。但是,作为“民生之本”的就业问题却没有任何保证,“劳动力市场”成为对他们敷衍、搪塞的“政策措施”。在调查中,一位年近60岁的老农反映,因为住在县城边缘,他原来包了党政机关食堂的“潲水”来养猪,一年收入1万元是不成问题的。可现在被征了地,转成了“非农业户口”,养猪是养不成了,但得到的各种补偿一共才1万多元,相当于以前一年的收入。在大多数地方,这些失地农民年青的还能以打零工维持生活,年龄较大的则因为难以“讨生活”而沦为城市贫困人口,以致全家成为低保对象。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数字,目前已经享受低保的失地农民大约有17万人。但是,在一些县(区)实地调查中得到的数字都在20%上下。成都市盛传,如今占人口总数比重为20%多的城镇人口在几年内要提升到40%以上,然后在2010年达到60%以上。毫无疑问,新增的城镇人口大多数是来自“农转非”。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就是要增加20—40%的无地农民。其中又有多少要享受低保呢?这又是令基层的实际工作者愁眉不展的事。
4-2-2.
农村低保制度的发展
上个世纪末,“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最终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降到了3000万人。这3000万人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农村的“五保户”、残疾人等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体;二是“一方土地养不活一方人”、
自然环境已不适合人类生活和居住的地区的困难群体;三是自然灾害频繁使农民不断返贫的地区的困难群体。如果上述判断符合实际的话,那么,特别要指出的是,“开发性扶贫”对于这三个困难群体可能是无效的。要解决这3000万人的温饱问题,农村低保制度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在调查中发现,也许是为了适应中央政府相关政策的频繁变动,四川省农村低保的政策设计既不完善、也不稳定。回顾城市低保制度的创立过程,虽然一开始这项制度保护的人很少,但最先得到实惠的却是“三无对象”。但是,四川省的农村低保制度在很多地方看来与以农村“三无对象”为目标的五保制度是割裂的(也许这是“五保”另有《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所致)。在调查中又发现:可能是因为四川省的五保工作投入的资金尚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因此“黄宗羲定律”已有应验。日前,四川省正将“五保户口粮乡镇统筹”作为一项新的经验在推广,但实际上早在80年代中期,“五保户口粮乡镇统筹”已经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实行。后来,大概是因为五保户自己保管粮食有困难,就逐渐被现金支付的方式所替代。再后来,这就成为农村“三提五统”中的“一统”。实行“费改税”,“三提五统”被归到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之中,所以,只要农民交了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供养五保户的费用应该已经被涵盖在内。但是,现在重拾“五保户口粮乡镇统筹”,无疑是在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的“一条鞭”之外旁生枝节,有重复征税之嫌。然而,我们不要责怪地方和基层的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若是财政上能够保证五保户吃喝不愁,想必他们也毋需多此一举。至于农民,他们每年给五保户拿点粮食,这样积德的事想必也心甘情愿。应该认识到,黄宗羲定律是对历史规律的一个客观的
总结,本身并无好恶和偏颇。如果出现问题,那就一定是政策设计上出了问题。
用低保的方式,将农村五保问题与其他农村贫困户的问题“一揽子”解决,无疑是最佳选择。现在看来,1994年《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很多主要的规定已经不切合当前的实际。譬如“五保供养的实际标准,不应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现在恐怕在很多地方都难以兑现。所以,按城市低保的办法,根据最起码的消费需求,规定一个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三无对象”或“五保户”上浮一定幅度,这样来兑现“五保”的承诺恐怕要扎实得多。
总之,对农村低保的前景应该由个切合实际的估计,扶贫并非万能,亦即并非所有的农村贫困户都可以通过这种“积极”的方式摆脱贫困。80年代末我们就曾经宣布,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还剩下3000万。后来搞“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高了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增加到8000万,经过7年的努力,到上个世纪末我们宣布,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还剩下3000万。这两个“3000万”绝非巧合,也许是给我们的一个忠告,应该转变思路了。
5.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在完成了对四川省城乡低保制度的描述和
分析之后,我们要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和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5-1.给政府的政策建议:
对政府提政策建议,这件事我们一直在做,我们的策略是:不管政府爱听不爱听,我们坚持不停地“唠叨”,通过各种公开的和内部的渠道发表我们对低保制度的意见。因此,在本报告中,我们主要针对一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
问题再次“唠叨”一番。这些问题包括:
5-1-1.保证资金渠道畅通无阻
需要解决的与资金相关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
⑴。实事求是合理分担
我们建议,通过调查
研究,设计一个能够对各级地方财政的支付能力进行如实评估的指标体系。然后用这个指标体系对各级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区、县)财政的支付能力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作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分担”或“配套”的依据。对于这个建议,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表示感兴趣,与财政部
社会保障司失业保险处也进行过沟通。因此是否考虑在2005年在四川省的部分市、州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进一步将四川省乃至全国的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分成若干层次,订立各不相同的分担或配套的比例,并在一定时期内(譬如5年或10年)较为稳定地执行。
在上述调查研究中,可能会发现一部分实际上没有财政负担能力的地、市和区、县级财政,对它们应该有个合理的“说法”。如果一点不负担,可能会担心当地的低保范围无限扩大。对此,可以选择的是两种对策:一是象征性的负担一部分(5%以下?),二是按低保经费总金额的一定的比例负担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工作经费。
⑵。及时到位过程透明
鉴于前文中的相关分析,我们建议:在财政体系中设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专户。并通过某种政策文件或法规文件,向各级地方政府和公众宣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不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和临时拨款,而是一项长久的国家制度和稳定的财政支出。
低保资金账户除了对低保对象发放以外,堵塞其他出口,只进不出。年初,地、市和区、县的资金先到位,即直接下拨到基层的低保专户中。省里的专项资金可分一年两次,譬如在4月末和7月末到位。但应以地、市和区、县财政已经到位为前提,须经省财政部门确认后再下拨,并须在规定时间内(譬如15—20天)拨到基层专户中。中央财政专款也分一年两次下拨,譬如在5月末和8月末到位。也应以省(市、区)、地(市)、区(县)的资金到位为前提。由财政部抽查确认后再下拨,并须在规定时间内(譬如15—20天)拨到基层专户中。
上述拨款程序,应该在相当的透明度下进行。每一级、每一次拨款完成后,民政部门和财政部门都须联合向同级的人大和政协作出通报,并请他们监督。同时,通过新闻媒体公诸于众,请社会加以监督。
5-1-2.落实管理体系与工作经费
我们建议:要保证城乡低保制度顺利运行,管理体系和工作经费问题一定要给予解决:
⑴。健全管理体系
四川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体系的理想模式可归纳为“两个系列,四级管理,五层服务”:
“两个系列”是指采取政府行政管理和事业单位服务2个系列并行的管理模式:“四级管理”是指在“省民政厅—市民政局—区民政局∕县民政局—街道办事处∕镇政府”4个行政区划级别上分别设置行政机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处(科、股):“五个层次”是指分布在“省—市—区∕县—街道∕乡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5个层次上的事业性质的管理服务机构(见图5)。其中最重要的管理层面是街道∕乡镇。
采用政府行政管理和事业单位服务2个系列并行的管理模式的理由在于:其一,因为作为一项一年耗资9个多亿、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关键作用的基本国家制度,没有一个专门的政府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何况这项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在政策设计、法规制定方面还有太多的事要做,没有专人负责也不行。其二,在
目前“小政府、大社会”的大背景下,行政机构即使设置也不可能有很多的工作人员,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是需要较多的人力去贯彻落实的。越到基层,工作越具体,工作人员就需要很多。另外,为了保证信息畅通,
计算机
网络的维护也是需要人力的。所以在行政体制之外,再设立一个专门的事业单位办理具体实务,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其三,上述管理模式设计
参考了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现行机构设置的框架。同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政府部门,在人员和机构的编制上似乎也不应厚此薄彼。

5-1-6.提高对城乡低保制度的认识
城市低保制度时常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指责:一方面,继续抨击低保制度“养懒汉”;另一方面,则抱怨制度太严。至于
中国的低保制度会不会养懒汉,行政程序上的保证前文中已经详细介绍。另外,中国低保制度的标准是极低的,发达国家的标准大约在
社会平均收入的50—60%,而中国一般都在30%以下。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也就是“刚够吃饭的保命钱”。同时,按制度规定,实际上政府支付的仅仅是家庭人均收入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的一个差额,2003年的水平是每人每月56元。而在四川省,2003年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使补差达到53元。按四川省的一般水平,大中城市的低保标准应该在150—180元之间,所以,实际上三分之二以上的“保命钱”还是低保对象自己挣的。要通过层层程序去争取这平均53元的补差(平均数意味着有一半的人还拿不到56元),不是生活所迫,有多少人愿意去干?
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一个
发展态势——中国的失业
问题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的趋势还是进一步恶化;现在的“40—50部队”在今后20年中正逐渐进入老年阶段,他们基本上已经没有改变自己
经济境遇的时间与机会;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从制度安排到方案设计如果不改变,也几乎已经没有潜力可挖,鉴于此,低保制度这张最后的安全网对中国社会而言实在是任重道远,所有的社会组织与个人都应该慎待之、维护之,切勿掉以轻心!
5-2.给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的建议
在报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对热情关注中国的贫困与反贫困的世界银行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似乎也是很有必要的。
5-2-1.提出关于建立畅通的转移支付渠道的建议
我们认为,中国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渠道是有问题的。建议世界银行在
参考世界各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组成中外专家共同参与的专家小组,以四川为试点地区,就这个问题进行调研,最终向中国政府提出一整套相关的建议,以改进中国的用于反贫困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时效与实效。
5-2-2.帮助设计
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方案
对于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建议世行与中国政府的民政部门组成中外专家共同参与的专家小组,以四川为试点地区,就这个问题进行调研,最终形成一整套可行的实施方案,以使中国农村地区3000—4000万仍然生活在绝对贫困的窘境中的农民,能够及早分享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
----------------
[1][1]《四川省情》,四川统计信息网(www.sc.stats.gov.cn )。
[2][2]《四川经济发展与全国的比较》,四川统计信息网(www.sc.stats.gov.cn )。
[3][3]《四川经济发展与全国的比较》,四川统计信息网(www.sc.stats.gov.cn )。
[4][4]《四川省2003年人口变动与城镇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质量评估报告》,四川省统计信息网(www.sc.stats.gov.cn )。
[5][5]《四川贫困乡镇与非贫困乡镇经济发展的比较
分析》,四川省统计信息网。
[6][6]唐钧,《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社会政策网(www.social-policy.info)。
[7][7]唐钧,《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社会政策网(www.social-policy.info)。
[8][8]《四川省贯彻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实践文集》,中共四川省委督查室2000年编印。
[9][9]唐钧,《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思路与对策》,社会政策网(www.social-policy.info)。
[10][10]《全省城市低保和农村特困户救助座谈会交流材料》,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救灾救济处2003年编印。
[11][11]《四川省贯彻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实践文集》,中共四川省委督查室2000年编印。
[12][12]民政工作的常用术语,即“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
[13][13]以上资料由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提供。
[14][14]《四川省贯彻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实践文集》,中共四川省委督查室2000年编印。
[15][15]王绪恩,《居民生活基本无忧——我省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川日报》1999年8月26日。
[16][16]廖永康,《全省“低保”提标如期完成——12万城镇居民领到提标后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四川日报》1999年4月16日。
[17][17]《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文件资料汇编·第七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2002年编印。
[18][18]《四川省贯彻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实践文集》,中共四川省委督查室2000年编印。
[19][19]廖永康,《全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会议要求:年底有效解决“应保未保”问题》,《四川工人报》2001年9月29日。
[20][20]《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情况报告》,民政部救灾救济司2002年编印。
[21][21]以上数据由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提供。
[22][22]《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文件资料汇编·第七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2002年编印。
[23][23]《四川省2002年四季度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数据》,四川民政公众网(www.scmz.gov.cn)。
[24][24]根据《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文件资料汇编·第七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2002年编印)提供的数字推算。
[25][25]《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文件资料汇编·第七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2002年编印。
[26][26]三郎木滚,《在全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上的讲话》,四川省民政厅“全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材料,2004年4月27日。
[27][27]《四川省2003年4季度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数据》,四川民政公众网(www.scmz.gov.cn)。
[28][28]以上数据由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司提供。
[29][29]三郎木滚,《在全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上的讲话》,四川省民政厅“全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材料,2004年4月27日。
[30][30]表中所载数据与公开发表的数据略有出入,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故此表采用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提供的原表中的数据。
[31][31]以上资料由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提供。
[32][32]《四川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议交流材料》,四川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低保处2004年编印。
[33][33]《全省低保和农村特困户救助座谈会交流材料》,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救灾救济处2003年编印。
[34][34]《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文件资料汇编·第一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2003年编印。
[35][35]《全省城市低保和农村特困户救助座谈会交流材料》,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救灾救济处2003年编印。
[36][36]《中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文件资料汇编·第一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2003年编印。
[37][37]《四川民政统计年鉴·2002》,四川省民政厅计划财务处2003年编印。
[38][38]《四川省2003年4季度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数据》,四川民政公众网(www.scmz.gov.cn)。
[39][39]《民政工作文件选编·1992—2000》,四川省民政厅2001年编印。
[40][40]《民政工作文件选编·1992—2000》,四川省民政厅2001年编印。
[41][41]《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情况报告》,民政部救灾救济司2002年编印。
[42][42]《民政工作文件选编·1992—2000》,四川省民政厅2001年编印。
[43][43]三郎木滚,《在全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上的讲话》,四川省民政厅“全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材料,2004年4月27日。
[44][44]《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文件选编》,泸州市民政局2004年编印。
[45][45]表中除“阿坝”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外,其他均为省辖市。
[46][46]见《条例》第八条和《四川省实施办法》第四章第二十一条。
[47][47]以上有关低保标准的数据是2001年10月的统计数,见《全国市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情况》,民政部救灾救济司2001年编印。有关支出资金和人均补差的数据是2003年全年的数据,由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提供。
[48][48]《2003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情况》,民政部就在救济司、财务与机关事务司2003年编印。
[49][49]三郎木滚,《在全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上的讲话》,四川省民政厅“全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材料,2004年4月27日。
[50][50]以上数据由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提供。
[51][51]《民政工作文件选编·1992—2000》,四川省民政厅2001年编印。
[52][52]《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文件选编》,泸州市民政局2004年编印。
[53][53]《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文件选编》,泸州市民政局2004年编印。
[54][54]三郎木滚,《在全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上的讲话》,四川省民政厅“全省救灾救济暨低保工作会”材料,2004年4月27日。
[55][55]《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3》,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务司,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56][56]以上资料由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提供。
[57][57]《全省低保和农村特困户救助座谈会交流材料》,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救灾救济处2003年编印。
[58][58]据访谈手记。
[59][59]《中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报告》,唐钧。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60][60]《城镇贫困:中国发展的新挑战》,中国城镇贫困
研究课题组著,北京,经济
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1][61]《全省低保和农村特困户救助座谈会交流材料》,四川省民政厅低保处、救灾救济处2003年编印。
[62][62]《加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规范化运作》,唐钧,收入《中国社会蓝皮书·200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等主编,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时间:2007-03-13 10:30: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