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误收重出

这是历代总集均无法避免的问题。如清修《全唐诗》，据佟培基先生考订，重出误收诗约近7000首，涉及作主900余家，乃至有重修《全唐五代诗》之必要。《全宋诗》的情况如何？未作全面考订，不敢妄言。但不仅宋人别集中因各种原因已不乏重出误收现象，即《全宋诗》据以辑佚补遗的各种资料中本身的讹误，其程度之复杂、严重，也许远出乎常人的想象，考订与判断也十分困难。何况编者的“买菜求益”，全盘照抄而不加任何辨析，又导致了新的混乱。仍先看例证。

（28）误收唐人诗  《全宋诗》卷15（1/631）据《锦绣万花谷·后集》卷3辑录潘阆《夏》诗一首，此乃误收唐诗。实为唐·殷遥《春晚山行》律诗中颔颈二联。见《文苑英华》卷161和宋·周弼《三体唐诗》卷5。

（29）误收唐、五代人诗  《全宋诗》卷14收有南唐入宋之张佖诗20首，其中前18首，实误收张泌诗。其所据乃《全唐诗》卷742。《全唐诗》断例甚严，不收入宋之人（除非失考）。今考此实乃唐末五代初人张泌作品。张泌和张佖乃判然两人，早有学者已论定。如陈尚君《花间词人事辑》断言：张泌约唐末至五代初在世，非南唐入宋者张佖。《全宋诗》所录前18首诗，见《才调集》卷4，为张泌诗无疑，张佖似今已无诗传世。第19首题为《送容州中丞赴镇》，乃误收杜牧诗，见《樊川文集》卷2。最后1首《赠韩道士》，又为误收戴叔伦诗，见《才调集》卷4。《全宋诗》均沿《全唐诗》之误而失考。《全宋诗》编者又误据《<全唐诗>续补遗》卷15辑入张泌《岳阳楼》诗佚句一联，实乃误中有误，已将张佖、唐五代之际张泌及北宋张泌混为一谈。今考此联见于《舆地纪胜》卷69，乃宋人张泌佚句之误收。此张泌，字顺元。宋建州浦城人。大中祥符（1008～1016）间进士及第，仁宗时终官给事中、刑部尚书。事具《八闽通志》卷64及嘉靖《建宁府志》卷15、卷18等。其生活年代与上述唐末、五代之张泌相距近百年之久。而此宋人张泌，《全宋诗》却又失收。

（30）张维：误收南宋同名者诗又重出  《全宋诗》卷73收北宋张维（956～1046）《庭鹤》诗等10首，其子张先（990～1078）据这10首诗意绘有《十咏图》，题其父诗于图上，这10首诗才得以流传下来。但卷73此后又收录《次经略舍人韵》、《和刘颖》、《题张公洞》等3首诗，却是误收南宋同名作者张维（1113～1181）之作。南宋张维，字仲钦，乾道元年（1165）权发遣广西提刑，二年四月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其第1首诗中的“经略舍人”，指当时以中书舍人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张孝祥（1132～1169），孝祥原唱诗见《于湖集》卷11《登七星山呈仲钦》。其第2首《和刘颖》，乃明人改题，原题作《和刘公实西湖再开呈张经略韵》，今考刘颖（1136～1213），字公实，其原唱诗《西湖再开呈张经略》今存，见《宋诗拾遗》卷15。维诗前二首均作于乾道元年。第3首《题张公洞》本事亦可考，见《桂胜》卷3。乾道元年，张孝祥与张维同游中隐山发现此洞，三年十二月维隶书“张公洞”三大字并记发现此洞经过。摩崖石刻今存（见《桂林石刻》页176），诗亦当时所作。《全宋诗》卷2050（37/23046）南宋张维已收入一、三两首，却失收第二首《和刘颖》。另外，尚可据《桂林石刻》页177补入南宋张维佚诗3首：《游朝阳洞次孙机宜韵二首》及《赋民为重斋呈经略舍人》，诗刻今存，在桂林象鼻山水月洞摩崖。此误收3诗亟应从北宋张维删除。此例可见编者何等粗疏草率一斑，既前后两失照应，又误收重出并漏录。

（31）曾丰：误收北宋人诗  《全宋诗》卷2610（48/30331）据《永乐大典》卷7701收入《送孙莘老移知南京》一首，系作主于曾丰（1142～？），大误。今考孙觉（1028～1090）字莘老，北宋人。诗题中南京，即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诗注中称其尝知徐州，均非南宋版图中之地，明甚。诗注中又称其曾从胡瑗学，为国子监直讲，试馆职，历知湖州、福州等，皆与孙觉事历相合。此非曾丰之作殆无可疑。疑此诗乃曾巩之作。曾巩南丰人，当时及后世人习称为曾南丰。疑《大典》注“曾丰诗”，乃“曾南丰诗”之夺误。《曾巩集》卷7有《寄孙莘老湖州墨妙亭》诗，可证两人乃交游。又曾巩诗文已大量散佚，《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已久佚。其中颇有佚诗可辑。说详拙文《久佚海外<永乐大典>中的宋代文献考释》（刊《暨南史学》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残本《大典》卷6698引《江州志》收有〔曾〕南丰《江州景德寺戒坛记》，同书卷2271引《四明志》收有曾南丰《广德湖记》，均可作为《大典》收曾巩作品时，有署作主为曾南丰之可能性的力证。

（32）误收宋元之际人诗  《全宋诗》卷169（3/1917）将《书酒家壁》、《春日游湖》，作为二首佚诗收入范仲淹（989～1052）卷，此大误。今考此乃宋元之际人范晞文诗，卷3613（69/43276）又失收这两首诗于范晞文卷。晞文，字景文，号药庄。钱塘（治今浙江杭州）人。南宋景定（1260~1264）中太学生，咸淳（1265~1274）年间以劾贾似道被窜琼州。入元，仕提举杭州路学官，旋为长兴丞，致仕后流寓无锡以终。有《药庄废稿》、《对床夜话》等。这两首诗原出刘从义编《遗风集》，从《永乐大典》今存各卷考察，尚录有吴大有、林坡、屠约、黄孝友等人诗文，显为宋元之际人合集。但编者却将宋元间人范晞文，与北宋名臣范仲淹（字希文）混为一谈了。

（33）误收金元之际人诗  《全宋诗》卷3762（72/45365）收房灏《寄西湖》、《别西湖》二题4首诗。今考四库本《增补中州集》卷55收房皞诗31首，其中即有《别西湖》之第一首。房灏当为房皥之误。据元·房祺编《河汾诸老诗集》卷5称：房皥，字希白，号白云子，又收其《江上行》诗一首。四库本《山西通志》卷136称其临汾人，有诗名。又考上述《中州集》卷55有其《丙申元日》诗云：“三十八年过”，则其生年可考。丙申为公元1236年，时金已被蒙古灭二年，则房生于金承安四年（1199）。其《辛巳巴东元日》则作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时作主已73岁，与诗云“残病老夫身”合。因此，房皞乃由金入元之人无疑，收入《全宋诗》属大误。《大典》卷903、卷2809另存其诗15首，则其今存诗至少约有50首之多。

（34）误收元人诗  《全宋诗》卷3762（72/45366～45368）据《大典》及《诗渊》收董天吉诗12首。今考元·汪泽民等《宛陵群英集》卷6收其《送亷使傅公》、《偕亷端甫副使游三天洞》、《送万户府经历厐世安》（方按：此诗《全宋诗》据《诗渊》收入，由于不用始出史料，诗题即脱“万户府”三字），同书卷10又录其《寿齐诺监司》、《寄题戴帅初》、《送侍其总管任浙东亷使二首》（方按：《全宋诗》又误脱诗题中“侍其总管”四字，变得莫名所以）。据诗题中交游之官称“亷使”、“经历”之类，即可证其绝非宋人。齐诺，《元史》卷26称其延祐五年（1317）四月任中书舍人。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乃由宋入元之著名文学家。《宛陵群英集》称董天工为元人，当得其实。由宋入元的何梦桂《潜斋集》卷2《赠董君竹梧亭》有“更喜添孙养嫩枝”句，似即作于元初。此外，《全宋诗》卷3768（72/45442）又将元末之人赵承禧（字宗吉）以名、字而分别以一人两收入《全宋诗》，是误中又误典型之例。

（35）误收明人诗  《全宋诗》卷3762（72/45376）据《大典》卷10999收叶见泰诗一首。从诗题中之“判府”、“长司”、“知事”等职官名称一望而知其交游者为明人。叶见泰，字夷仲，号蘭荘。台州临海人。洪武中与杨大中、林右、王叔英、方孝孺等同被征召。授高唐州判官、迁睢宁令，终刑部主事。以文学知名，有《蘭荘集》。有关其生平事历的明清史料有数十条之多。如《明史》、《四库总目提要》等多为习见之书，不知何以编者失考若是。又，《全宋诗》卷3762（72/45371）收牛士良《红梅》一首，大误。今考牛谅，字士良，明初人。诗又见《明诗综》卷5及明·刘仔肩编《雅颂正音》卷4。且又误字为名。其交游林弼、唐肃、高逊志等皆明初人可证。

（36）误收明清人诗  《全宋诗》卷162（3/1835）收李宸妃《卜钗》一诗，实大误。诗云：“玉钗未断识君恩，甘让前星泪暗吞。他日九重流涕问，深宫尧母尚无门。”据清·邵颿《历代名媛杂詠》卷3，并载其本事云：“李氏，宋真宗司寝。从帝临玉台，玉钗堕，时司寝有孕。帝私卜：钗完，当生男。钗殊不毁，帝喜，乃生仁宗，刘后攘为己子。”本事，实抄自元修《宋史》卷242《李宸妃传》，唯删改数字，而“玉台”，《宋史》作“砌台”。这就十分清楚，这不可能是李宸妃的诗，且从诗内容一望即知乃后人咏李事之诗。编者竟会误读臆解史料如此，令人惊叹。据邓恭三先生生前于1992年元月电话中示知，此乃明人之诗，但我十余年来一直未查到出处。从晚明八卷本刻本小说《龙图公案·桑林钲》（此为其后“狸猫换太子”等包公戏的张本）始见李氏自诉为仁宗生母等情节来分析，似为明清时人之诗。李宸妃连名字均失传，又怎么可能有诗流传？

（37）误收同时人诗作：“张冠滕戴”  《全宋诗》卷174滕宗谅收录《赠妓兜娘》诗一首，编者云：《两宋名贤小集·张都官集》误作张先诗。今考此实乃张先诗，《小集》不误。赵令畤《侯鲭录》卷2有载：“张子野（方按：先字）云：‘往岁吴兴守滕子京（宗谅字）席上，见小妓兜娘，子京赏其绝色，后十年再见于京口，绝非顷时之容态，感之作……。’”其诗始出本末十分清楚，不知编者何以会误解成滕诗。今考滕宗谅（991～1047）于宝元二至三年（1039～1040）知湖州，十年后已是皇祐元年或二年（1050），宗谅墓木已拱，如何能作此诗？令人费解的是：同一编者又系此诗于卷170张先（990～1078）名下而两出之，且在诗题下按云：“《侯鲭录》（方按：此又误作‘候’）卷二署滕宗谅作。”两处按语均误，且自相抵牾。实应删滕而存张，毋需存目，此为典型的既误收又重出之例。厉鹗《宋诗纪事》卷12作张先诗，极是。且诗题亦应以上引《侯鲭录》文“往岁……感之作”为是，编者拟题为非。《全宋诗》中有大量的编者拟题，多不符宋人原题或误。

（38）误收亲家翁诗  《全宋诗》卷625（11/7464）范纯仁收《望日示康广宏》一首，题下原注：“此诗旧在《司马公诗序》后，康、广、宏即司马公三子名。”方按：此注为《范忠宣公集》编者妄加。今考《范集·诗序》仅称：“宏，予之子婿也，持公诗求序于予”。不知何以《范集》编者无识会误窜此诗入《范集》，而《全宋诗》编者又误沿其失收入本书。其实从诗题及内容一望而知即司马光示儿诗。各种版本司马光文集均收入此诗，《全宋诗》卷509（9/6192）已收，此亟应删范诗而毋需存目。

（39）误收重出叔侄诗：误以沈辽诗为沈括诗　《全宋诗》卷686（12/8019）沈括诗补遗收入《寄赠舒州徐处士》，此沈辽诗，见《云巢编》卷10，刊《沈氏三先生文集》卷52。《全宋诗》卷716（12/8251）已收入沈辽诗，是。核《永乐大典》卷13450引自《沈氏三先生文集》，不误。今考《三先生集》乃沈遘《西溪集》（10卷）、沈括《长兴集》（原41卷，残存19卷）、沈辽《云巢编》（10卷）的合集，遘、辽为弟兄，括乃其叔，此叔侄三人诗文合集。不知何以补遗者会阑入沈括诗，应删。又，收作沈括《尝茶》一联佚句：“黄金碾畔绿尘飞”云云，实乃范仲淹名作《斗茶歌》中一联（见宋本《范集》卷3），《全宋诗》卷686误收。

（40）父子诗误收重出  《全宋诗》卷1846张祁收《答周邦彦觅茶》诗二首，题为编者所拟，其误煇父周邦为“邦彦”。且宋人一般诗题中不会直呼交游之名，多以字号、行第或官衔称。周邦字德友，号松峦，宜改“邦彦”为“德友”。此二诗所出本末，周煇《清波杂志》卷4《焦坑茶》已言之甚详，此诗乃张祁之作，时因偶病，“俾其子代书，后误刊在《于湖集》中。”是此诗著作权应属张祁，《全宋诗》卷2406又据《于湖居士集》卷10收入此诗，题作：《以茶芽焦坑送周德友德友来索赐茶仆无之也》，是。则卷1846诗题应从改。卷2406至少应出编者按语，指明乃孝祥父总得居士张祁之作，或张孝祥可作存目处理。

（41）同时人诗重出：“张冠吴戴”  《全宋诗》卷534（10/6455）吴充诗收录《岁日书事》，题注：“越州作”；诗中自注：“今上即位之元年”。编者虽认为“此诗作者可疑”，但仍未考得作者，今考此诗实乃张伯玉作。张于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元年十二月（1063～1064）在知越州任所，据诗注可证作于治平元年（1064）元日，正英宗即位之元年。又，诗末联“老守”云云，亦合作者身份。检《全宋诗》卷384张伯玉已据孔延之《会稽掇英集》卷15收入此诗，题作《正旦呈诸僚友》（惟首联“拂露屠苏”作“拂雾酴酥”）。宋人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卷2误系于吴充，编者沿讹踵谬。应删吴诗作存目。

四、辑佚补遗

这是《全宋诗》编纂的重点和难点。编者原计划分两步走，首先从今仍传世的宋人诗集及第一批书目中辑集，以为这样“集中搜集”后，“不致有太多的遗漏”。（《全宋诗·编纂说明》）事实上宋诗辑佚的难度和复杂性，散佚诗人及其作品之多，远超出编者的想象和估计。首先，现存四部典籍、佛道两藏、方志稗乘、金石碑志、出土文献、书画题跋中多存有宋人的零诗佚句，其中有些是已有别集传世诗人的佚作，更多则是无集传世作者的作品。其中还存在大量的误收重出，检核十分困难。或诗题不同，或从原诗中截取数句，改题篇名和作者，这种情况所在多有。即使本书正编已用过的书目，其错、漏现象亦颇严重，其中，有些是承袭前人疏误，有些则是编者粗率造成新的舛误。《全宋诗》之补编则远非编委会一家之力可以胜任，亦难以计日程功，检书当数以万计（有些孤本、善本尚存海外），需要海内外学术界的通力合作。当务之急应是编制《全宋诗》正编的篇目索引及引用书目，这是补编启动的基础工作之一。单篇零句的搜集，更难的是辨析。除上文已及外，这里再举一些补遗辑佚方面错、漏的例证。导致错漏的重要原因之一，乃这些宋代散佚诗人多以字、号等而不是以姓名出现，学养不足，尤其是对宋代史料缺乏基本的常识，也会因失考而出现错漏。

（43）漏辑本人文集中诗  宋人的散文中，也附有一些本人的诗，编者多未留意及此。如刘弇《龙云集》卷25有《送盛大夫仲孙归朝序并诗》及《送杜然中序并诗》二首（四库本），《全宋诗》卷1051刘弇失收。又如卷2858（55/34117～34133）收高翥诗107首，而四库本《信天巢遗稿》收诗108首，经检核，页34129《下塘》只收二首之二，漏录二首之一。当据四库本1170-170下补其第一首，而诗题正作《下塘二首》，是。

（44）漏辑宋人文集中附录交游之诗  其例甚夥。如《全宋诗》卷167（3/1901）范仲淹录有其《怀庆朔堂》诗一首，卷170、卷229又分别收录魏兼（3/1921）、毕京（3/1930）、陈希亮（4/2685）和韵各一首。编者分据《舆地纪胜》卷23及《宋诗纪事》卷12辑入，其实《范文正公文集》附录陈贻范《鄱阳遗事录·庆朔堂》早就收有此三诗，作者小传也可据此书补正。另有曹泾（时为同提点坑冶）的一首同题和诗，《全宋诗》失收。可据《范集》附录补辑并补撰曹泾小传。苏颂《苏魏公文集》卷64《锡山唱和诗石刻记》附录其父苏绅（时知无锡县）与县尉窦总之交游诗《贺窦尉生子》二联，《全宋诗》失收，可据以补入卷226苏绅诗。

（45）宋人文集中附录他人诗漏辑  又如《王十朋全集·文集》卷16《会稽风俗赋》页836引齐唐《退居少微山》：“直当山面开三径，平截波心种绿杨”；此联可补卷163齐唐诗之缺。此外，如李纲《梁溪集》、陈东《少阳集》等宋人文集中，多附有其交游或后学的悼诗，《全宋诗》往往失收。

（46）漏辑误收宋代方志中诗　《宋元方志丛刊》及《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乃宋诗辑佚的渊薮。这几部方志、总志中有大量宋诗及佚句可辑，有些均需考辨，方可确证为宋诗，有些则属编者粗疏漏录误收。今仅以《至元嘉禾志》卷27～32所收宋诗为例看《全宋诗》编者的辑佚补遗是何等草率！这6卷《题咏》共收诗词370馀首，除少量唐、五代人诗及宋词外，约存宋诗360首左右。其中除张尧同《嘉禾百咏》（录78首）、许尚《华亭百咏》（存85首）、唐询、王安石、梅尧臣《华亭十咏》各10首唱酬诗《全宋诗》已收入外，其馀约170首零篇诗，涉及作主130馀人，多为可供辑佚补遗诗。今将检核情况归纳于下：其一，失收其人其诗。有林亿、秦玠、宋释·契元、俞希白、刘仙伦、徐绎、袁倅（秀州通判）各1首，陆周、赵汝龙各2首，涉及作主9人，诗凡11首。9人生平多可考，并可补小传。其二，已收其人而漏录秀州诗。如漏收吴潜《兴圣寺竹院》、李端民《次唐彦猷顾亭林韵》、陆埈《题莫寺丞足闲堂》、何执中《寄题慧云大士夜讲堂》、张阐《风月堂》、曾幾《湖光亭》（仅据《云间志》卷上辑入一联）、李正民《天宁灵山堂示住山祖仁》、赵善应《闻虏归我河南地喜而作》各1首，张伯玉《月波楼》3首、周邠《和陆元中嘉禾百咏》8首，涉及作主10人，诗19首。其三，误收重出。范镇与张掞各有一首《静照堂》诗，编者已将范诗（“堂构虚闲处”）收入卷345，却又将另一首张诗（“斗牛光芒下”）误收入卷346（6/4264）范镇诗。《嘉禾志》卷27、《宋诗拾遗》卷7均署张掞，是；已收入《全宋诗》卷178。这是辑佚中的误收重出之例。无独有偶，《嘉禾志》卷29存一组《醉眠亭》诗，其中张先、王观各一首。王观五言诗（“松陵江畔客”）虽已收入卷627，但编者按云，据陆心源《吴兴诗存》卷2作张先诗，又误据《安陆集》将此诗收入张先卷。实际上，此王观诗无疑，《绍熙云间志》卷下已收入。张先诗（“醉翁家有醉眠亭”）乃七律，已收入卷170。亟应删张误收重出一首五古。再如赵汝龙，于《嘉禾志》卷32存诗二首：《和奚宰春风楼即事》及《题崇福寺罗汉阁》，《全宋诗》失收其人及诗，却将第一首《和奚宰》误系于陆埈，应删。其四，何执中诗误收为何昌弼。《嘉禾志》卷32有署何昌弼诗3首：《寄题寿师塔南轩》、《寿公禅老游宴》、《寄题慧云大士夜讲堂呈子仁子渐子智昆仲》。编者将其中第一、二首编入作者生平不详的卷3758，附于书末（72/45321），又漏录第三首。今考这3首诗实乃何执中诗。上揭第三首诗末附有其门人陆周大观二年（1108）跋，指出乃“门下侍郎何公”宰海盐时作。何执中于大观元年已以行中书侍郎加门下侍郎，此诗乃其元祐（1086～1094）间知海盐县时之作。跋尾的陆周，乃邑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及第，故自称门生。且《宋诗拾遗》卷6已收上揭何诗第一首，《全宋诗》卷978已据以收入何执中卷，是。亟应补入二、三两首，并删何昌弼其人其诗。昌弼乃盛世辅弼之意，似为门人陆周对其的尊称。陆跋后又附陆周同题诗《寄题慧云大士夜讲堂》二首，编者无识而失收。从师生间唱酬三诗透露的信息，陆周似即何诗题中所及的子仁昆仲中之一人。这是辑佚补遗中既误收重出又失收的典型之例。关键在于对作者的失考，当然这种考证颇有难度。上述两类误收重出又涉及作主10人，诗作6首。总计以上四类错、漏、重，凡涉及作主29人，诗作36首，失误率分别高达22.3%和21.2%。此外，《嘉禾志》卷11还有闻人安道《碧鲜亭》诗，《全宋诗》卷347失检而漏收；闻人平《题应梦罗汉祠》并其人而失收。《嘉禾志》其它卷次也还有一些漏录诗及失收佚句。

还必须指出：《嘉禾志》卷31收南宋人张尧同《嘉禾百咏》诗78首。经与《全宋诗》卷2952据四库本《两宋名贤小集》卷154所收同题张诗100首检核，有76首同，《嘉禾志》收录的《嘉禾墩》、《徐家庄》2首，《全宋诗》失收；编者据《嘉禾志》补入《徐家庄》，共计为101首，已逾百首。《小集》中所收《谷水》，四库本原校已云：“一作许尚诗”；另一首《读书堆》原校：“一作唐询诗”。经复核，许尚《华亭百咏》及唐询《华亭十咏》中正有此两诗，亟应删除，而据《嘉禾志》补入《嘉禾墩》、《徐家庄》2首后，正为100首。《两宋名贤小集》，原署宋陈思编，《四库提要》卷187已定为“伪托无疑”。实乃清初人据朱彝尊所辑宋人小集40余种，“更掇拾他集”，“伪撰二跋”而成。其说是。抨击四库馆臣不遗余力的《全宋诗·编纂说明》已误认为乃宋人编，书名既有“两宋”二字，决无可能出宋人手编，此乃常识。编者多据《小集》而照抄入《全宋诗》。从张尧同百咏诗而言，不仅误收2首，且脱诗注8条（仅补5条），诗题及文字也颇有可据《嘉禾志》校正者。且《全宋诗》各卷据《小集》收入者，多未据宋元方志及其它书出校，编者引书多署宋陈思《小集》，实大误。

即使是《全宋诗》已经收入的单篇诗，由于不少是据《云间志》和《宋诗拾遗》收入的，前者虽成书于南宋绍熙（1190～1194）间，但仅涉及华亭一县，所收诗远不如《嘉禾志》，且来源不同，故《嘉禾志》所录诗仍有文字校勘价值。《拾遗》成书于元末，而《嘉禾志》成于元初至元二十五年（1288），《拾遗》秀州诗有些就录自《嘉禾志》，就更有校勘之必要。除个别外，编者多未做这种对校工作。

（47）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中的宋人佚诗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是《全宋诗》据以收录宋人诗最多的书之一。令人费解的是：竟然不用国图收藏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作校对。杨纳先生等做了一项颇具学术价值的工作，将文津、文渊两本的集部进行了对校，发现不见于文渊阁本的历代诗文凡4000余篇，其中宋人诗约200余首。1997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刊《四库全书补遗》（下简称《补遗》）。这200余首宋诗，《全宋诗》多已据其他版本宋人别集或他书收入。经笔者核对，仍有至少53首诗为《全宋诗》失收，涉及作主凡16人。依次为：宋祁13首，宋庠11首，姜夔10首，郑昌龄4首，李光、姜特立各3首，张镃、张致远各2首，于石、方岳、贺允中、李吕、张光各1首。这应是比较可信的佚诗。即使是《全宋诗》已收入之诗，亦可与《补遗》所收宋人诗作版本校。

（48）《石仓历代诗选》中的宋人佚诗及其他  明人曹学佺编有《石仓历代诗选》，其中宋人诗凡107卷，收作主近150人，宋诗凡数千首。这是明人所修总集较好的一种。《全宋诗》却远不如对《诗渊》那样重视，失收之宋人诗至少在100首以上。一般而言，这些宋诗多比较可靠。当然，对这些诗逐首进行核对是一件十分烦琐的工作，笔者拟另文探讨。另外，如刘仙伦（字叔拟，号招山），其在南宋中期以诗名世，与刘过齐名，世称“二刘”。《全宋诗》竟然会失收其人。《江湖小集》卷49、《两宋名贤小集》卷283各存其诗30首，《百家存诗》卷23则更存其诗多达53首，《诗渊》存其诗39首，《千家诗》也存其诗29首，完全可据诸书校其异同，汰其重复，补辑其诗。类似之例还有如林撝（字季谦）等一些人，都在《全宋诗·凡例》规定正编必收之范畴之内。可见其辑佚是何等粗率和无识！

李更和《全宋诗》主编之一陈新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对《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现存各本进行校证，并与《全宋诗》进行了逐首校核，其成果已成《千家诗选校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公开出版。由于《全宋诗》所用乃栋亭本《千家诗》，仅22卷，这是个先天不足、有严重缺陷的版本。为了表示同口径对比，仅据《校证》上册前22卷与《全宋诗》利用《千家诗》一书之失对照进行了统计：除《校证》考定为宋以前人诗及存疑之作不计外，约有宋人诗970首左右，《校证》判定《全宋诗》失收、误收、重出者合计约160首，差错率达15.1%。但《考证》称《全宋诗》已收，又仅见于《千家诗》（不见于《文集》及他书）中者，笔者未予覆核，相信其中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误收，今姑以正确计。因此，这个差错率是保守而偏低的；且未及作者小传的失误，如加上这二项，无疑其差错率要高得多。即使这样，已足以引起《全宋诗》编委会的高度重视。应象这样，对每一部使用较多的书逐一覆核。相信其结果会让编者深感震惊，例如《诗渊》，其差错率无疑会更高得多。小传和辑佚补遗乃《全宋诗》失误最多的“重灾区”，无疑也是订补的重中之重。

以上仅随意抽取极少量书就辑佚补遗情况进行复查，已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错讹和遗漏。如果扩大复查书的范畴，相信会有更多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全宋诗》正编的补遗辑佚仅收录了极少量佚诗。就其正编所涉及的书目看，相对于现有数以万计的文献资料而言，有待普查的量还极大。而且，零篇散句的搜集和辨别极为烦难。如果进行补编的编纂，建议先进行正编的全面修订，前提是广泛征求海内外学术界匡谬证讹、补遗的成果。再利用电脑编制已成书部分的人名索引（可检索到页）、篇目索引、字串索引（据说《全宋诗》早已有电子版，惟不知何以不能及早公之于学界），在这一基础上再进行补编的修纂。尽管笔者认为，补编的编纂难度远远超过正编，正编的修纂质量又十分糟糕，但还是殷切期望在正编修订的同时，建立卡片档案，反复考辨、核查，假以时日，一部附各种检索功能的文本和电子版《全宋诗》有望同时出版发行。对于目前刊行的《全宋诗》正编，笔者提醒学者和读者使用时一定要检核引用的原书，所幸均附以出处，这不失为《全宋诗》优于清编《全唐诗》的最大特点。

陈寅恪先生早就倡导的“以诗证史”法，实乃治学的不二法门，已被实践证明是“金针度人”的远见卓识。就《全宋诗》的编纂而言，亦亟需“以史证诗”，史、诗互证，这不仅体现在作者小传的撰写上，也体现在误收重出诗的判断上，还体现在辑佚补辑诗的辨析上。因此，宋史研究的功力于编者就尤为重要。如果编者对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宋史“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目录学）的学养更深厚些，关于小学（文字、训诂、音韵）及校勘、避讳、版本学方面的知识更宽泛些，功底更扎实些，工作更细致、严谨些，无疑其中的绝大部分失误是能够避免的。《全宋诗》正编的修订、完善及《补编》的续修，任重而道远，这或许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全宋诗》编委会应有海纳百川的气度，热忱欢迎学界的批评指正。